为什么那么多新闻，以及身边的真实情况，都存在这种现象？

让我们把视角放到弗洛伊德对于市民社会的诊断，也就是他为什么会认为现代家庭的存在是对于女性的正当性压迫？因为在性别对立的气质性上附着了多余政治正确，这恰恰是一种强迫症的权力结构，它对应于一种责任分工的等级制，这个问题也就指出所谓的天生无能者是不仅仅是被保护对象，例如一个婴儿同时他是一个未来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一个循环恰恰代表着秩序的稳定性想象。所以弗洛伊德才会认为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恰恰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反映出母亲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口循环的稳定作用的，同时她又是这一整个人口的对立面，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意味着在家庭之外没有更多的责任可以承担。所以事实上一个最理想的家庭单位其实是围绕着一个严苛的律令体系在运作的，而这其实也剥夺了人选择自己要如何实现自我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德勒兹主义者，去陷入到另一种误解当中，其实也可以很好地直面这个问题，家庭的范式并不是人的中心环节，而并没有作为理想化的人而存在，体验是流变的，它无法被一种普遍经验所捕捉，我们在感受中同时也在塑造过程。没有意外的的是不同的分手方式，当然你大可以说只是玩玩而已，并没有深入到个体责任的程度，但是这种说辞并非是偶然的，事实上它已经道出了某种真相，婚姻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有某种必然性的义务，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整体的人，拥有一段婚姻是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环节去设立它自身的合理化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对于爱情本身的扬弃，爱的烦恼恰恰指向那种封闭的哀怨意识。而一种绝对程序化的婚姻只会沦为过度象征的仪式，就像你被指出作为社会生产的生产者那样去承认义务的必然性，但是在自我的欺骗中去认为只要经历之后就足够达成这种责任了，流水账一样没有任何感情地去将其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如同一种证明。所以现代人口都是精神分裂的，他们清晰地划分出自我意识和一种公共形象中的自我，而无法调和欲望的实现要通过对于欲望的压抑来完成。当然这个问题并非是欲望的回归，而是排泄的痛苦被完成之后，你就会理解恶心是来自自身的，倒错者的愧疚就来自这一点，但是这也实现了自我分裂的前提。严格上来说，如果出轨是一种病的话，事实上资本主义对于人性的压抑也无法指出心灵的健康除了回归禁欲主义的神圣道德还能通过什么来证明一种理性的健全是如何在现实的不可能中失败的？但是这恰恰是理性的狡计，就像后现代通过将自因设立为不可把握来试图用一种整合的理性去把握这种不可把握，而没有意识到反而消解了理性的目的。恰恰它反映出这种空洞的婚姻形式，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了，这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出轨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