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晚年身体状况下滑明显，视力问题从六十年代末越来越严重。
早年右眼在战场上受伤，左眼也逐渐衰退，到1969年基本看不清东西。
家里环境熟悉，他还能自己走动，但出门就麻烦大了。报纸上的消息得靠孩子读给他听。
医生检查过，说是老年眼疾，建议少活动，可他总觉得责任在身，不肯闲着。
那年他77岁，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家里人劝他别去，怕路上折腾坏身体。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去，觉得这是该做的。
出发那天，秘书帮着收拾行李，带了些录音资料让他路上听。火车晃晃悠悠北上，他坐着休息，秘书偶尔说说外面情况。
到北京后，住进安排的宾馆，会场对他来说完全陌生。
会议是1969年4月开的，他让人带他先熟悉位置，摸清座位和桌子摆放。
开幕那天，他由人扶着进去，坐下后仔细碰碰桌面东西。发言时他听着，偶尔说两句，声音不大但有分量。
会场人多，东西摆得紧，他尽量不动弹。
会议进行中，他觉得口干，但不敢随便伸手拿水，怕碰倒什么。手臂一移，不小心就把杯子扫落了，碎在地上。工作人员赶紧收拾，他坐在那儿没吱声，继续开会。
下午他让秘书把桌面清空点，用纸杯喝水。晚上回宾馆，他想想这事，觉得挺堵心。第二天他更小心了，东西放得远远的。
分组讨论时，他说说经验，别人帮着描述材料。
会议几天下来，他发言几次，主要是谈战略方面的事。
闭幕那天，他拍手时控制着力气，避免再出岔子。散会后跟老同志握握手，简单聊聊。
收拾东西准备走，秘书帮着检查。他对秘书提了提杯子的事，说是提醒自己注意。
火车南下时，他闭眼歇着，秘书报站名。到家后，家人接他，他坐下歇口气。跟妻子汪荣华说起会议，提到杯子碎了，他叹气说自己都不敢喝水，还出了这事。
回家后，他调整几天，视力没好转，反而觉得更不便。
医生又看了，说手术风险大，他选了保守办法。家里他摸索家具位置，慢慢适应。子女轮流陪着，确保不出事。
1969年下半年，他少出门，靠听广播知道外面事。腿上旧伤有时疼，他自己按按缓解。秘书来汇报，他给点意见。
进入1970年，他活动圈小了，就在院里走走。家人加了扶手，他练着用。
那几年，他坚持练独立走路，从磕碰多到渐渐稳当。
1971年，他在家见老同志，谈谈过去。眼疾没进展，他多听录音学东西。
1972年1月，陈毅走了，他听说后非要去医院送。秘书扶他进病房，他摸到床边，握着手哭了，说离不开这拐杖。
别人听着难受，他慢慢出来。回家后，他更下决心自立，继续练摸索路径。
从那以后，他在家不让帮太多，自己走。一次儿子刘太迟想扶，他推开，说这叫自强不息。刘太迟他们听着，受鼓舞。
1972年后，他身体弱了，住院治病。医生用心，他配合吃药。1973年，脑子反应慢了，少说话。
1975年，自理难了，躺床上养。家人换班照顾，让他舒服点。一直到1986年10月7日，他走了，94岁。
刘伯承这事反映出老人面对身体变化的现实。视力没了，会议上出点小意外，就让他回家感慨。
不是抱怨，而是提醒自己得适应。他从不认输，坚持练自立，影响了家里人。陈毅走后，他更坚定，这精神传下来。
晚年他没停下，靠听和想保持联系。子女学着他，不轻易放弃。历史看，这段经历显示出老一辈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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