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民政局门口那阵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凉飕飕的,带着点春天特有的、湿漉漉的土腥味,和我当时心里头那片荒芜,倒是挺配。
我叫苏晴,和陈浩结婚七年。人家说七年之痒,我以前不信,觉得我俩是例外。现在想想,哪有什么例外,不过是有人痒得早,有人发现得晚,有人装得好罢了。
发现陈浩不对劲,是半年前。他手机开始设密码了,洗澡也带进去。回家越来越晚,理由永远是“加班”、“应酬”。身上偶尔有陌生的香水味,他说是客户抽烟沾上的。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准得可怕,尤其是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会自动拼凑成你不愿意相信的真相。
我没吵没闹,不是大度,是累了。七年的婚姻,早就磨掉了我年轻时那股非黑即白的锐气。我甚至抱着一点可悲的幻想,也许他只是玩玩,也许他会回头。直到我在他车里,副驾驶座位缝隙,摸到一支不属于我的、颜色艳俗的口红,还有一根长长的、栗色的卷发。而我,是黑长直。
摊牌的那天,异常平静。他起初否认,狡辩,看到我拿出那支口红和用透明袋装好的头发时,脸色白了,然后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坦然。他说,他爱上别人了,林薇薇,他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年轻,有活力,懂他。他说跟我在一起,太累了,我太闷,日子像一潭死水。他说:“苏晴,我们离婚吧。房子、存款,大部分都给你,我净身出户,算我对不起你。”
你看,连离婚,他都想扮演一个“有情有义”的角色。用大部分财产,买他一个心安理得,买他奔向新生活的通行证。我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好笑。七年,我陪他熬过创业初期的窘迫,陪他应付难缠的客户,照顾他生病的父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毫无后顾之忧。最后,我成了“太闷”的一潭死水,而那个只知道对他撒娇、要他买包买口红的小女孩,成了“懂他”的活力源泉。
心死了,反而没什么情绪。我点了点头,说:“好。”
离婚协议是他找律师拟的,确实如他所说,房子(我们婚后买的,还在还贷)归我,存款大部分归我。他急于脱身,姿态摆得很足。我没争什么,爽快地签了字。争什么呢?争来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让我想起这七年的愚蠢和失败。我只想快点结束。
去民政局那天,是个阴天。陈浩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他最喜欢的灰色风衣,人模狗样。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但眼神里更多的是即将解脱的轻松,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我知道,林薇薇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庆祝他“恢复自由”。我呢,随便套了件旧风衣,脸色大概不太好,没化妆,看起来一定很憔悴,很符合一个被抛弃的黄脸婆该有的样子。
手续办得出奇地快。签字,按手印,工作人员大概见多了,面无表情地递出两个暗红色的小本子。这回,是离婚证。拿着它走出门,陈浩在我前面两步,脚步轻快。他大概想快点离开,去拥抱他的新生活。
就在民政局门口那几级台阶上,一阵冷风吹来,我下意识裹紧了风衣。陈浩已经走到了路边,似乎在等车。这时,一辆车悄无声息地滑了过来,停在我面前。不是陈浩叫的网约车,是一辆黑色的车,车身很长,线条流畅,在阴郁的天色下泛着一种低调却不容忽视的暗光。车头那个立着的标志,像个飞翔的女神。
劳斯莱斯。
我愣了一下。车门从里面被推开,驾驶座上下来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年纪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却恭敬。他绕到我这侧,微微躬身,拉开了后座的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声音平稳:“苏小姐,请上车。”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兀,像一场编排好的戏,而我像个茫然的演员。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浩。他正站在不远处,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即将溢出的轻松和兴奋瞬间冻结,然后碎裂,变成了一种极致的惊愕、茫然、难以置信,以及一丝迅速蔓延开的恐慌。他张着嘴,眼睛瞪得老大,看看那辆车,又看看我,再看看那个恭敬的司机,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那里,手里捏着的离婚证,似乎都忘了放下。
风还在吹,吹乱了我的头发。我看着陈浩那副样子,心里那片荒芜的废墟上,突然冒出了一点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火星。不是快意,不是报复的爽感,而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怜悯的清醒。看,这就是你迫不及待要离开的女人。你以为你甩掉了一个包袱,一个乏味的旧时代产物。你却不知道,或者说从未关心过,这个“包袱”外面那层灰扑扑的布下面,可能藏着什么。
我没有立刻上车。我转过身,面对着陈浩,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我甚至对他笑了笑,那笑容一定很淡,很空洞。我说:“陈浩,祝你和新欢,百年好合。”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惊讶,没有哽咽,没有颤抖,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然后,我弯下腰,坐进了那辆劳斯莱斯的后座。车内空间宽敞得不可思议,座椅柔软得像云朵,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清冽的皮革和木质香气。司机轻轻关上车门,那一声“咔哒”轻响,却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
车子平稳启动,驶离路边。透过深色的车窗,我看到陈浩还站在原地,像一尊滑稽的雕像,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拐角。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眼泪终于后知后觉地流了下来,不是为陈浩,是为我那喂了狗的七年,也为这荒唐又讽刺的结局。
“苏小姐,是回老宅,还是去您自己的公寓?”司机的声音从前座传来,恭敬而克制。
“回我自己的公寓吧,李叔。”我睁开眼,擦了擦眼泪。李叔是我父亲以前的司机,看着我长大的。这辆车,是我父亲的。不,准确说,现在是我哥的。我家的情况,有点复杂。我父亲早年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有些底子,最重要的是,我哥苏澈争气,这些年又把家业撑了起来,甚至做得更大。但我从小性子倔,不愿靠家里,总觉得要靠自己。和陈浩结婚时,家里反对,我更是赌着一口气,几乎和家里断了来往,只想证明自己选的路是对的。陈浩只知道我父母是普通退休职工,有个哥哥在做点小生意。他从未深究,或许也从未真正感兴趣。
这七年,我过得再难,也没向家里开过口。直到一个月前,我哥不知怎么知道了陈浩出轨的事,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骂我傻,骂我倔,最后叹了口气说:“离了吧,哥给你撑腰。离了那天,哥来接你,不能让我妹妹灰头土脸地走。”
我当时还嘴硬,说不用。可我哥苏澈,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住。于是就有了民政局门口这一出。他大概觉得,这是给我最好的“撑腰”方式——用最直观的、最具冲击力的方式,告诉那个抛弃我的男人,他失去了什么,或者说,他从未真正拥有过什么。
回到我那间小小的、自己租的公寓(婚房我暂时不想回去,满是回忆),我哥的电话就追来了。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他特有的、混不吝的关心:“怎么样,丫头?哥这排场还行吧?有没有把那混蛋的眼珠子惊掉?”
我握着电话,又想哭又想笑:“哥,你太夸张了。”
“夸张什么?”我哥哼了一声,“我苏澈的妹妹,离婚也得离得风风光光!让他知道,离了他,你只会过得更好!以后有什么打算?回来帮哥打理公司?还是想自己干点别的?钱、人,哥这儿都有。”
听着我哥的话,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我心里那股憋了许久的郁气,忽然就散了大半。是啊,离了他,我只会过得更好。我有家人,有退路,有重新开始的资本。那七年,就当是一场错误的投资,现在及时止损了。
后来,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陈浩的消息。据说,那天他失魂落魄地回去,林薇薇看到他那样,追问怎么回事。他大概说了看到我上劳斯莱斯的事。林薇薇起初不信,后来不知怎么打听到一点风声,知道我家并非表面那样简单,态度就有些微妙的变化了。他们俩好像没多久就矛盾不断,林薇薇嫌他“没本事”、“眼瞎放走了金矿”,陈浩则可能陷入了巨大的懊悔和自我怀疑中。他试图联系过我,电话,短信,微信,内容从最初的质问“那辆车是怎么回事?你瞒了我什么?”,到后来的忏悔“晴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能不能再谈谈?”,再到最后的恳求“我知道我没脸见你,但看在七年情分上,帮帮我,我工作出了点问题……”
我看着那些信息,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七年情分?在他为了小三逼我离婚的时候,情分就已经一文不值了。帮他?我更没有那个义务和心情。
我把我哥给我的启动资金,加上离婚分到的存款,开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做我喜欢的家居设计。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我搬出了那间充满回忆的婚房,把它租了出去,用租金慢慢还贷。我开始旅行,读书,重新拾起画笔,认识新的朋友。日子忙碌而充实。
有一次,在一个行业酒会上,我远远看到了陈浩。他看起来老了不少,神色有些憔悴,正努力陪着笑和一个人说话。他也看到了我。我那天穿着得体的礼服,妆容精致,正和我哥介绍的一位业界前辈交谈。他愣在那里,眼神复杂极了,有震惊,有尴尬,有悔恨,或许还有一丝残留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念想。我平静地移开了目光,就像看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没有想象中的扬眉吐气,只有一种彻底的释然和轻松。那辆劳斯莱斯,与其说是打脸的工具,不如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终于有勇气扯掉身上那层自我欺骗和妥协的旧壳,回到了我本该在的、有底气和支撑的世界。它让我明白,女人的底气,从来不只是钱和车,而是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有转身离开的勇气和重新开始的资本。这资本,可以来自家人,来自能力,来自你从未放弃的自我。
陈浩为了小三和我离婚,以为甩掉了一个累赘
。他刚出民政局,看到我坐上了劳斯莱斯。那一刻的错愕,是他为自己的短视和薄情,支付的第一笔利息。而对我来说,那辆车载走的,不仅是一个伤心的苏晴,更是那个在婚姻里迷失了七年、终于醒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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