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为何屡战屡胜，国军沩何迅速溃败，主要还是老蒋的情报工作没做到位。国共的情报工作，在抗战前后有着明显的局面转换。抗战前，国民党反共时期，中共虽有钱壮飞等个别成功事例（“龙潭三杰”之一，后因1931年顾顺章叛变而暴露，中共中央上海机关遭到大破坏），但在反共大环境下，中共作为“非法政党”，是无法向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实行大规模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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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37年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相当成功，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中统”都有内线布置，对其动态了如指掌。这使得早期的中共中央几乎无法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江西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生存。两任上海局书记相继因为被“中统”逮捕而叛变，机关被两次连根拔起。后面书记李竹声被中统特务盯梢，在法租界住所被捕，叛变后加入中统，并导致多人被捕，机关被毁。随后继任的书记盛忠亮（盛岳）因电台台长叛变供出住址，被中统逮捕，在女友秦曼云的劝降下叛变，上海中央局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电台全毁，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从白区地下情报为主、多头分散的状态，进入陕北中央统一指挥，建立情报体系的状态，并重建电台。情报对象从只盯国民觉，到同时盯国民党、日伪、地方实力派军阀。李克农与张学良组织秘密会谈，最终促成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和西安事变的情报支持，就是当年情报工作的重大成果。1937年抗战爆发，由于国共合作，中共获得了情报工作的空间。一些著名情报人员都在此时开始打入敌人内部。

如张露萍1939年打入军统，组建地下支部（1940年身份暴露被捕，关押息烽集中营，1945年牺牲）；熊向晖（1919-2005）在1937年开始受周总理指示，潜伏在胡宗南身边长达十年，1943、1947年两次提前密报国军的突袭延安计划；王超北（1903-1985）任西安情报处（西安特科）处长，潜伏十年，报送2400多份国民党核心情报；还有传奇人物沈安娜，1934年在速记学校练出每分钟200字以上的速记技能，1935年因为速记专长，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员。

1939-1949年任蒋介石身边的机要速记，列席最高军政会议14年，记录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绝密讲话。1943年兼为宋美龄讲话速记。1946年送出全面内战作战计划。期间，她全靠记忆和膝上速记传递内容，从不使用电台，往往是当晚由丈夫华明之（也是特科情报员）整理内容，经地下交通线送延安。她曾经历上线被捕、与组织失联等，但从未暴露（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撤离到上海，2010年在北京逝世）。

且由于1936-1938年的内外宣工作，中共、八路军对外展现出了民主、廉洁、奋斗、亲民的形象，与国民党的腐败官僚体系形成对比，许多人转而仰慕中共。之前因怕死而投降的叛变人员，也有不少回到组织，如1932年叛变、后任中统陕西站站长的李茂堂，于1943年回归；1935年叛变的袁殊，1937年重新恢复组织关系，成为“五重间谍”。1943年延安指示西安情报处：“为了要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

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对于这些人，原则是保持单线使用和可审查的状态，让他们戴罪立功，但不恢复觉籍、不进入核心。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身边也是谍影重重。被蒋骂作“最大共谍”的郭汝瑰，陈诚嫡系起家，1945年成为共军内线，1946-1948年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给我军送来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大量情报。

有趣的是当时由于他不爱享乐，被何应钦质疑“不贪不嫖，非共党谁能如此”。但直到1949年12月在宜宾起义，都未被蒋发现。从1927年开始潜伏二十年之久的廖运周，淮海战役时为第110师师长（黄维兵团主力），组成“廖家情报班””，1948年公开起义，导致黄维兵团突围失败，被全歼。当时，黄维让廖打头阵突围，廖则把突围计划直接送给解放军。所以说，情报工作是重中之重，奈何当时的蒋军并不重视导致屡次被我军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