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提干无望退伍,首长留我帮三天忙,我却因此改变了命运。1978年的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燥热。吹在人脸上,像是砂纸,磨得人心也跟着毛糙起来。我今年二十三岁,兵龄五年。这一年,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

退伍命令是上周下来的,红底黑字的纸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本来板上钉钉的提干名额,最后给了别人,我没闹,也没找领导掰扯,只是把领章帽徽摸了一遍又一遍,把穿了五年的军装叠得方方正正,塞进了退伍的帆布包里。

我是农村出来的,爹妈当年送我当兵,就盼着我能提干跳出农门,不用再受地里的苦。五年里,我训练冲在最前面,凭着初中毕业的底子啃完了高中课本,当了团部的文书,字写得周正,台账理得清清楚楚,年年评先进,可最后,还是没能留下来。家里已经捎信来了,给我说了邻村的姑娘,等我回去就结婚,往后的日子,大概就是守着几亩薄田,生儿育女,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

行李都打包好了,就等第二天一早的火车回老家。这天傍晚,团里的王参谋长推开了我的宿舍门,他是我新兵连的老连长,待我一直像亲弟弟。他手里攥着个军用水壶,坐在我对面沉默了半天,才开口:“小周,我知道你心里委屈,能不能帮老哥个忙,留三天再走?”

他说,北边边境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团里要赶一批战备物资台账和边防保障方案,原来的文书刚调去了基层连队,全团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熟这些的人,上级三天后就要来专项检查,实在是没人顶得上了。

我心里不是没疙瘩,提干没我的份,临了要走了,还要我留下来干这熬人的活。可看着老首长熬得通红的眼睛,还有鬓角新冒出来的白头发,我还是点了头,把已经捆得结结实实的行李,又重新解开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没合过眼。团部的灯夜夜亮到凌晨,马灯的油烟把我的眼睛熏得通红,我趴在桌上,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单据、报表、哨所需求单,一张一张核对,一笔一笔梳理。之前的台账乱得像一团麻,库存和实际数量对不上,十几个边防哨所的物资缺口没人跟进,我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跑遍了团里的八个后勤仓库,一袋粮食一箱弹药地清点,重新做了明细台账,给每个哨所都做了专属的物资调配方案,连哪条路运物资最快、哪个点设应急储备最合适,都标得明明白白。

第三天深夜,我把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十几本台账和方案,放在了王参谋长的办公桌上。他翻了两页,手都抖了,拍着我的肩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我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去车站,军区的战备检查组就到了。他们连着查了三个团的资料,都皱着眉摇头,直到翻到我整理的台账,带队的副司令员当场就拍了桌子:“这才是打仗该有的准备!这是谁做的?”

王参谋长立刻把我叫了过去,我站得笔直,回答了副司令员问的所有问题,连最细的弹药储备量、药品保质期,都对答如流,还顺嘴说了说我对边防后勤保障的几个不成熟的想法。副司令员盯着我看了半天,转头跟身边的人说:“这样的人才,怎么能让他退伍?”

当天下午,新的命令就下来了:我的退伍命令作废,破格提干,任团后勤处正排职助理员。拿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命令纸,我站在太阳底下,半天没回过神。三天前,我还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回农村种地,就因为这三天的帮忙,我的一辈子,彻底改了道。

后来边境的仗打起来了,我负责的后勤保障线,从来没掉过链子,立了三等功,一步步从排职升到了团职。转业后,我进了地方的粮食局,干到退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后勤保障这一行。

现在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翻着当年那本已经泛黄的台账,经常会想,如果当年我赌气不肯留那三天,或者敷衍了事地混过这三天,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人这一辈子,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手里的活不能敷衍,别人的信任不能辜负,你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