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盛产大师！有人曾言，民国前20名大师里，19个都在埋头研究历史。
当烽火燃遍大地，民族危在旦夕之际，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需要深陷故纸堆里的书虫，不仅无用，甚至有害！
当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这些研究历史的大师们，非但没能扛起救国的重任，反而瓦解着中国文明的自信和根基。
提起民国的历史研究，就绕不开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
“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是胡适公开倡导的态度。这群人打着科学考据的旗号，对中国古史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粗暴：“凡是缺乏考古证据的古代史料，皆为虚构。”
因此，三皇是神话，五帝是传说，甚至夏商周三代的存在，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胡适提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一番新的整理”。这无可厚非，但他们的方法，却充满了对中国传统历史的偏见与否定。
他们公然宣称东周以上无信史，将夏商两代称为传说时代，甚至认为《尚书》《左传》等经典文献都是后人伪造的产物。
顾颉刚的“层累理论”则将疑古运动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中国的古史是一代代后人不断叠加编造出来的，时代越久水分越大。
他们明确地告诉中国人，你们引以为傲的古老文明，大半是虚构的，你们崇拜的圣王先贤，很有可能是子虚乌有。
这一系列理论说辞看似科学，实则其害无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生生地砍掉了一半。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存亡危机迫在眉睫的年代，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考据，而是支撑一个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柱。
当中国人正被“东病亚夫”的蔑称压得抬不起头时，当西方人用“文明优劣说”高高在上时，这样的言论无疑是一剂毒药。
他们的行为，等于亲手将中国文明的源头掐断，告诉国人：你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历史，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源头都要否定时，又何谈团结一心，抵御外敌？
其结果就是，导致许多海内外华人，不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失去了尊严和财富，也丧失了文化自信。
鲁迅先生曾批评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著作《古史辨》就知道，他已将中国古史辨得没有了。
疑古派这种对自身历史的极端否定，恰好在思想上配合了外部势力“欲灭其国，先亡其史”的战略图谋。
所幸，在乌烟瘴气之中，有一位学者却逆流而行，以一己之力，试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保留最后的火种。
他就是真正的国学大师，钱穆！
1938年的夏天，国土大片沦陷，亡国的阴霾笼罩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头上。
钱穆先生抱着资料回到了西南山区的乡下，怀着写出中国人最后一本史书的悲愤，流着泪写完了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
他在烽火中悲观地希望，如果中国真的亡了，我们的后人看到此书，能唤醒民族的自豪，从而激发复国的决心。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了阅读国史应该有的温情与敬意，这就是对疑古派错误态度的最有力反驳。
钱穆写下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
“任何一国之国民，如果对自身历史失去了解与尊重，必将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 ！”
这句话，道破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才是历史学者真正该有的模样，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守护文明的火种。
钱穆先生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一场对文化的托命。在物理的国土可能沦陷之际，他致力于守护中国人精神的根。
如果说钱穆先生守护的是民族的魂，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在锻造民族的脊梁，就是那些致力于用实业来救国图存的人。
化学巨匠侯德榜，就是民国前二十位大师中，唯一一位不研究历史的人。
侯德榜少年时代便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留学美国学习先进化工技术，学成后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
当时中国，连最基本的化工纯碱都制造不出来。侯德榜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最终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制碱工业。
他发明的“侯氏制碱法”，将原料利用率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了国家的战略工业。
他的南京永利铔厂，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化工厂，能生产制造柞药必需的销酸，抗战爆发后，成为日军的重点目标。
工厂遭遇狂轰滥炸，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工人抢修机器，为前线制造急需物资。
侯德榜大师，完美诠释了科学救国的真谛。他的知识没有停留在纸面论文考据，而是化成了捍卫民族尊严的武器。
在历史的抉择关口，一千篇疑古派的论文，也抵不过一座能够生产军需的工厂。
在民族危亡之际，真正的有用之学，是那些能立刻增强国家实力的硬核技术。
像侯德榜先生这样的民族脊梁还有很多，他们没有进入所谓的“民国大师二十强”，却将毕生所学变成石油，铁路，桥梁。
他们是李四光、詹天佑、茅以升……
回过头来再看看民国的那群大师，在炮火连天的年代，如果沉溺于书斋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疑古方向，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最需要的是钱穆那样的历史守护者来凝聚人心，更需要像侯德榜那样的科学家来实干兴邦。
这并不是说研究历史的人无用，历史的价值在于照亮未来，而非挖断来时的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