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贞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每逢新年佳节大家都会排除万难回到家人身边，一家人难得齐聚一堂享受阖家欢乐。可对不少在外打拼的普通人而言，这份团圆的温情背后藏着一笔笔沉甸甸的开销，甚至有人因扛不住经济压力只能放弃回家。而这份过年的开销，从来都不是人人均等承担，有人负担千斤而有人轻描淡写，本讲求你来我往的人情平衡也在现实中逐渐失衡，成为横在团圆路上的一道坎。

刘爷爷是笔者外婆的邻居，笔者回乡看望外婆时，发现家中只有刘爷爷和老伴儿两位老人独居。刘爷爷育有一儿两女，三个孩子均只有小学文化，两个女儿一个嫁到本地县城，一个在当地地级市生活，大儿子小刘则远在福建莆田。2010年小刘再婚成家后，便随妻子在莆田安家，老丈人在当地做建房装修活，也带着小刘入了行，小刘就此在莆田扎下根，可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看望二老，既没给父母寄过生活费，日常的电话、视频问候也寥寥无几。二老如今都年过七旬，农村户口的养老金十分微薄，平日里只能靠卖菜、捡废纸壳塑料瓶贴补家用，这些年全靠两个女儿时常探望、逢年过节给生活费，老两口生病受伤，也都是女儿和外孙女带着去医治，刘爷爷无奈感慨，都说“养儿防老”，这话在他家却成了空话。女儿们起初还会劝小刘尽孝，可多说无用到最后也只能作罢。

不过刘爷爷心里也清楚，儿子在莆田的日子并不好过，也理解他不回家的难处。小刘在莆田有一儿一女，全家的生活全靠他一人支撑，因没学历没文化，他只能靠力气谋生，最终靠着老丈人做装修工程才稳定下来，收入本就捉襟见肘。而真正让小刘不敢回乡过年的，还是老家过年那笔不菲的开销。按照当地的习俗，作为舅舅，他给侄女侄子的压岁钱起码要500元，登门拜访亲戚长辈，烟、酒、水果、饮料是标配，遇到其他小辈还得包200元、300元不等的红包，单是回家过个春节，就要花掉起码1万元，这笔钱对小刘来说实在扛不住。即便不算这些硬性礼品支出，单论红包往来小刘也只是基本持平比如他给侄女500元红包，侄女父母顶多给其两个孩子一人300元，共计600元，孩子红包这一项仅能勉强扯平，其余开销全是纯支出。

小张和小刘的境遇极其相似。小张是甘肃兰州人，9年前为了爱情嫁到了陕南一个县城，9年间她一直在陕南过春节。尽管已经生活9年，小张对陕南的一些风俗仍不习惯，只有回到从小长大的兰州，她才觉得有真正的归属感。可她迟迟不敢回乡，只因“当时为了爱情嫁过来，对他家情况不太了解，嫁过来才知道条件不好，他也没什么本事，我们在县城的生活本就拮据，有了孩子后压力更大，平时孩子上学没时间回，过年更不敢回，怕家里人知道我过得不好”。2025年，小张夫妻俩的生活迎来了转机，丈夫结合新疆务工学到的羊杂手艺和当地人爱吃辣的饮食习惯，改良出羊杂火锅，生意十分火爆；同年12月，夫妻俩又做起熏腊肉生意，深受当地人欢迎。日子渐渐好起来后，小张终于能圆回乡过年的心愿，她兴奋地说：“今年终于可以回兰州过年了，回去呆个十几天再回来。”谈及回乡开销，小张算了一笔账：“兰州压岁钱没这边高，小孩给100元/200元就行，但我有六个叔伯，还有一众亲戚朋友，这么久没回必须都拜访到。我们已经快递了十几斤300-500元一斤的富硒茶，花了五六千，到时候还得买烟酒，大致算下来要将近两万。”小张仅有一个孩子，回乡给一众小辈包红包，也只能收到亲戚给自家孩子的一份回礼，红包往来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给长辈的礼品、红包，全是需要自己承担的纯支出。

小刘、小张是已婚已育返乡游子的代表，而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中，还有大量未婚未育、已参加工作的群体，他们的过年开销更是彻底的单向付出，压力远比小刘、小张更甚。笔者的朋友小全去年从福州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老家在Z县D镇的她返乡时直言过年压力大：“我现在自己赚钱，一个月几千块，今年回家要给外婆、爸妈包红包，表哥的孩子还有其他小辈也都要给，农村小孩多，这一算就要五六千。我明年还想在福州买车，这笔钱花出去真的肉疼。本来不想回来，爸妈催得紧，只能回来呆四五天就走，赶着回单位收开工红包。”像小全这样的年轻人，早已过了收红包的年龄，回乡后作为晚辈，既要给长辈备礼、包红包，又要给亲戚小辈发压岁钱，可因未成家无子女，不会有亲戚为其准备回礼；加之乡土社会里本就只有晚辈登门给长辈拜年的规矩，不会有人主动上门给他们拜年，更谈不上任何人情回报。对他们而言，过年的人情开销毫无收支平衡可言，全是实打实的纯支出。

说到底，无论成家还是未成家的返乡者，回乡过年都要主动上门走亲戚，烟酒茶等伴手礼是标配，这部分本就是无任何回报的纯支出，再叠加红包的单向付出或基本持平，最终便形成了“人人都出钱，却有人只出不进”的局面。而背井离乡、靠体力谋生的低学历普通劳动者，更是这份开销中负担最重的群体。小刘、小张的经历戳中了无数返乡者的痛点：老家的亲戚身处本地人情圈，平日参与本地人情往来，开销贴合本地收入水平，且无跨地域附加成本；而像他们这样许久未回家的游子，不仅要承担符合老家规矩的人情开销，还要叠加长久缺席后的补偿性支出、为了“面子”的额外花费，看似家家户户都在为人情出钱，最终却是游子独自扛下大头，甚至要掏空数月积蓄，这份不均等的负担，成了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阻碍。

回家过年的开销，大多是躲不开的硬性人情支出。在农村和小县城的人情社会里，过年的礼尚往来有着不成文的硬性规矩，这些规矩直接变成了实打实的花费。对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这些钱不是不想省，而是省了会被街坊邻居说闲话、坏了人情，这份乡土社会的“规矩”，成了他们不得不扛的经济重担。

而长期缺席陪伴后的补偿心理，更让过年开销不自觉地往上涨。小张9年未回兰州，这次特意准备陕南高价富硒茶，这份开销里藏着她对家人的愧疚，也想着用实在的礼物弥补多年不能陪伴的遗憾。这也是很多在外打拼者的共同心态：一年到头陪不了家人几天，便只能在过年时多花钱、多备礼，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心意、让家人放心。这种“补偿式消费”让本就不低的过年开销又多了一笔额外支出。

更现实的是，很多人回家过年还不得不承担一份“面子成本”。小张前9年不回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家里人知道自己过得不好，这也是无数在外打拼者的心声。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过年成了大家比拼“混得好不好”的时刻，红包包得小了、礼物送得普通了，就会被亲戚议论“在外没挣着钱”。为了这份面子，不少人哪怕平时省吃俭用，过年也要咬牙买贵的烟酒、包大的红包，硬生生把开销拉高了。

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都绕不开收入与支出的严重不匹配。小刘没文化，靠打零工、做装修谋生，一人养一家四口，生活本就捉襟见肘，一万块的过年开销，对他来说是好几个月的收入，顾了老家的团圆，就可能顾不上自己小家的生计。小张也是直到生意有了起色，才敢扛下近两万的开销回乡，前9年的拮据，让她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像小刘、小张这样的普通打工人，没有高学历、高收入，在外打拼本就不易，一次过年的集中大额支出，很容易让生活陷入紧张；而像小全这样刚步入社会的未婚年轻人，收入微薄且开销单向，过年的经济压力更甚，这也是很多人宁愿放弃回家团圆，也不愿扛下这份压力的根本原因。

回家过年的开销压力，不仅压在了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身上，也伤了家乡盼归的老人。刘爷爷老两口年过七旬，靠着卖菜、捡废品度日，盼了十几年的儿子，终究因为钱的问题没能回来，嘴上说着理解，心里的失落却藏不住。而那些咬牙扛下开销回家的人，过完年往往要面对口袋空空的窘境，为了一次团圆，需要省吃俭用大半年。更可惜的是原本充满温情的过年礼尚往来，在层层开销的裹挟下渐渐变了味：红包的大小成了衡量心意的标准，礼物的贵贱成了比拼能力的筹码，本该走心的团圆慢慢变成了走钱的应酬。

其实过年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花了多少钱、送了多贵的礼，而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的团圆，是一句问候、一次陪伴的真心。那些乡土里的人情规矩，本是为了让感情更浓，而非成为团圆的阻碍；家人之间的牵挂，也从不会因为红包小一点、礼物普通一点就变淡。希望在外打拼的人，能少点开销的焦虑，也希望家乡的人情往来能回归最本真的心意，让回家过年只留乡愁的暖，没有钱袋的沉，让每一份想回家的心意都能轻松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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