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并非自古就是“春节”，它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到改造自然、最终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史诗。

第一阶段：原始崇拜与“渡冬”求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在上古时期，“年”最初的概念与庆贺无关，而是与生存紧密相连。冬天意味着食物匮乏、寒冷致命，是一年中最艰难的“关口”。这段漫长的“渡冬”时期，便是“年”的雏形。

祈求平安度过寒冬，获得祖先庇佑。

燧人氏（传说中人工取火的发明者）。

习俗雏形： 人们在洞穴中燃起长明篝火，这堆火不仅是取暖之源，更是部落的希望。他们会将珍贵的猎物（最初是“随便一种动物”）奉献给火焰，这是对带来光明与温暖的“火祖”燧人氏最早的祭祀。火的保存和利用，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对抗自然的强大力量，也是“年”之信仰的开端。

第二阶段：生计革命与“双火”祭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萌芽，人们有了更多度过冬天的底气，“过年”的形式也随之丰富。

感恩火种延续，祈求狩猎和初级畜牧的丰产。

燧人氏、伏羲氏（传说中结网罟、教民渔猎、驯养牲畜的祖先）。

习俗演变一： 祭祀的规模从“一堆火”发展为“两堆火”。贡品也从单一动物，增加了对人类另一种重要肉食来源——猪的祭祀。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是定居生活和食物储备的象征。此时“过年”祭拜的是“火神”燧人氏和“畜牧之神”伏羲氏，感恩他们在寒冷中提供了双重保障。

第三阶段：农耕文明与“三皇”并祀（新石器时代晚期）

农业的成熟让人类告别了完全依赖自然的狩猎生活，为冬天提供了更稳定的谷物储备。

庆祝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传说中尝百草、制耒耜、教民农耕的始祖）。

习俗演变二： 祭祀发展为“三堆火”，贡品也形成体系：不仅有动物（代表畜牧），还加入了五谷和百果（代表农耕）。这标志着“三皇”概念的形成，他们分别代表了“用火”、“畜牧”、“农耕”这三次决定民族命运的技术革命。

第四阶段：礼制确立与“腊祭”传统（夏商周时期）

“年”的概念开始制度化，从部落习俗演变为国家礼制。

核心概念： “年”字本身指谷物成熟。周代以农业立国，“过年”的核心活动是“腊祭”和“蜡祭”，即祭祀祖先和百神，酬谢一年收获。

礼制形成： “三牲”祭祀等级制度（天子用牛、羊、猪，诸侯以下递减）在这一时期逐渐完备。

这个“三”，象征着对燧人、伏羲、神农“三次新生”的感恩。

民间则在“腊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前后，进行“五日杀猪，三日杀羊”的隆重准备，这是后世“杀年猪”习俗的源头。

时间跨度： 此时的“过年”仍是一段漫长的冬季祭祀期，并非后来的特定一天。

第五阶段：佛教传入与春节定型（汉代至南北朝）

汉代确立了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叫“元旦”或“正日”。“过年”的日期初步固定。受佛教影响，则更多体现在仪式和节日内涵的丰富上。

仪式定型： “三根香”，是本土信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体现。形式上，三炷香对应“三皇”或天地人三才；文化上，又与儒释道的理念结合，丰富了“过年”敬祖、孝亲、祈福的内涵。

节俗丰富： 东汉末年，道教文化与腊月习俗结合，影响了“灶神”信仰；南北朝时，佛教的“浴佛”、“行像”等活动也融入了新年庆典。燃灯、放生等习俗逐渐成为“过年”的一部分，特别是燃灯供佛的习俗，丰富了新年的夜晚。

第六阶段：从“元旦”到“春节”的千年传承（唐宋元明清）

这一时期，过年的习俗进入成熟和普及阶段，许多我们熟悉的年俗都在这时定型。

核心特征： 节俗活动更加世俗化、娱乐化，从严肃的祭祀逐渐转向家庭团聚和民众狂欢。

标志性演变：

爆竹： 从最初烧竹驱邪，发展到火药鞭炮。

从驱赶“年兽”的传说，演变为阖家团圆的温馨仪式。

拜年、贴门神/春联、压岁钱等习俗也广泛流行。

此时的“过年”是从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正月十五）的系列节庆。

第七阶段：现代转型与“春节”的诞生（辛亥革命至今）

官方改名： 1914年，民国政府为推行公历，将传统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而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这是“西化”的影响，但民间依旧遵循旧历，显示出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春节”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中延续。它保留了家庭团聚的核心价值，同时融入了春运、电视春晚、电子红包、网络拜年等现代元素，成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全民“文化嘉年华”。

今天，我们依然在纪念燧人氏的“火”、伏羲氏的“猪”（肉食）、神农氏的“五谷”，只是它们化为了年夜饭的灯火、餐桌上的丰盛佳肴。

本文基于历史脉络进行文化推演，旨在探索春节的精神内核，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年味。

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富大贵，无病无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