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腊月二十六那天，在老周办公室看见那份文件的。

那天单位已经没啥人了。食堂关了门，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就剩下几盏应急灯还亮着，绿莹莹的，照得楼道跟防空洞似的。

老周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说有东西给我。

我问啥东西。

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骑车去的单位，路上风大，吹得脸生疼。腊月二十六，街上到处是置办年货的人，电动车三轮车挤成一团，卖对联的摊子支到人行道上，红彤彤的一片。我骑到单位门口，锁了车，上楼。

三楼东头，老周办公室。门开着，里头亮着灯。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旁边摆着几个纸箱子。那些箱子旧得不成样子，灰扑扑的，有的角都烂了，用透明胶带缠了一道又一道。

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来了？帮把手。”

我蹲下来，问：“这啥？”

他说：“档案室的陈年旧货。前几天清理库房，翻出来的。人家问我要不要，不要就拉走卖废纸。我说先看看。”

我拿起一个箱子，上面印着“机密”两个字，红戳子，褪色了，隐隐约约还能认出来。打开，里头是一摞摞文件，发黄的纸，硬壳的文件夹，边上磨得毛了边。

老周说：“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东西。咱们局的老底子，从纺织局那会儿留下来的。”

我翻了翻，看见一份文件，封面印着“关于一九八三年纺织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的决定”，后面盖着大红印章。又翻出一份，“关于成立纺织工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一九八五年。还有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纺织产品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一九七八年，纸都脆了，一碰就掉渣。

老周在旁边翻着，忽然停住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比别的都厚，封口贴着一张白纸条，上面手写着一行字：第十八号文件。一九八一年。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问：“这啥？”

老周没吭声，把档案袋翻过来。背面也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绝密。永久保存。下面是一个签名，用红墨水签的，但那个签名——

晕开了。

红的，洇成一片，只剩最后一笔能看出来是个“国”字还是“同”字，别的都糊了，像一滴眼泪掉在上面，把字化开了似的。

我盯着那个晕开的签名，心里头咯噔一下。

老周说：“这玩意儿，我都不敢打开。”

我问为啥。

他说：“你看看这日期。一九八一年。绝密。永久保存。签名的这个人，你猜是谁？”

我哪知道。

老周指了指那个晕开的签名，说：“这个姓，你仔细看。”

我趴那儿看了半天，红墨水洇得实在太厉害，笔画全连在一起了，根本认不出来。老周说：“你看最后一笔，是不是带个钩？这是‘国’字的最后一笔。你再看看前面这片红，是不是有个圈？那是‘周’字的那个框。”

我说：“周国？周国什么？”

老周压低声音：“周国梁。”

我愣了一下。

周国梁，是我们单位的老局长。八几年的时候当过一把手，后来调走了，再后来听说出了点事，病退了，九几年就走了。我来单位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任上，只听过名字，没见过人。

老周说：“这是我爸。”

我又愣了一下。

老周他爸是周国梁？这我还真不知道。老周在单位二十多年了，从来没人提过这茬。他也是，平时就闷头干活，从不跟人聊家里的事。

老周把那个档案袋放地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说：“我爸走那年，我二十六。他临走前那段时间，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让任何人进去。有天晚上，他把我叫进去，指着书柜最上面一层，说，那个柜子里有个档案袋，等我走了以后，你把它交给组织。我说好。他说，记住，等我走了以后再交。我说记住了。”

老周又抽了口烟。

“后来他走了，我去翻那个柜子，空的。什么都没有。我问我妈，妈说不知道。问别人，没人知道。这事儿我就放下了。一放三十多年。”

我看着地上那个档案袋，牛皮纸发黄，边角磨损，封口的白纸条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要裂开。

老周说：“今天库房里翻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混进这批旧文件里。但它就是在这儿了。”

他掐了烟，看着我：“老陈，你帮我个忙。”

我说啥忙？

他说：“你陪我一起看。我一个人，不敢看。”

我俩把门关上，窗帘拉上。不是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就是觉得这东西太旧了，太沉了，得郑重一点。

老周把档案袋放在桌子上，手搁上面，停了半晌。

我说你倒是打开啊。

他说我有点怕。

我说怕啥？

他说怕看了后悔。

我说不看更后悔。

他点点头，把封口的白纸条撕开。那纸条脆得跟酥饼似的，一碰就断成几截。老周把它们小心地收起来，放一边，然后把档案袋的口撑开，往里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沓纸，厚厚的，用回形针别着。

他把那一沓纸抽出来，放在桌子上。

第一页，抬头印着：关于周国梁同志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

往下看。第二页，是一份手写的材料，字迹工整，蓝黑墨水，看着像是谁的自述。老周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落款，又抖了一下。

落款是他爸的名字。周国梁。

那是他爸亲笔写的。

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全是手写的材料，有他爸写的，有别人写的，还有一些手抄的会议记录。老周一页一页翻，翻到中间，忽然停住了。

我凑过去看。那是一份会议记录，手写的，密密麻麻好几页。标题写着：关于周国梁同志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日期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老周指着一行字，说：“你看这儿。”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一行写的是：周国梁同志在发言中情绪激动，承认自己在文革初期写过不实材料，但强调当时系受外力所迫，并非主动为之。会议认为，此事需进一步调查核实。

再往下翻，又有一份材料，是手抄的，字迹跟前面的不一样。抬头写着：关于周国梁同志历史问题的补充说明。后面是一串名单，每个人名下有几行字，看着像是什么人的证词。

老周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忽然不翻了。

那一页，是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行字：调查结论。经查，周国梁同志在文革初期确曾写过不实材料，但无主观恶意，且事后多次作出深刻检查，建议不予追究。请批示。

下面是一个签名栏，已经签了一个名字。就是档案袋背面的那个签名——用红墨水签的，晕开了，看不清是谁。

但那个签名栏，不是只有一个人签的。它有三行。第一行已经签了，晕开的那一个。第二行空着。第三行空着。

也就是说，这份文件，只签了一个人，还没签完，就停了。

老周盯着那个晕开的签名，半天没吭声。

我说：“这是谁签的？”

他摇摇头：“不知道。名字糊了，认不出来。”

我说：“那后来呢？批示呢？”

他又翻了一遍，翻到前面，翻到后面，没有。没有领导的批示，没有最终的结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一沓材料，一份会议记录，几份手写的说明，还有这一页只签了一个人的批示栏。

老周把那一沓纸放回桌上，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

他说：“我爸的事儿，我从小就知道一点。但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具体是啥。我妈不说，单位的人不说，他自己也不说。我只知道他后来身体不好，早早退了，五十九走的。”

我说：“这份文件，应该就是结论吧？上面不是写了建议不予追究吗？”

他说：“可没人批啊。你看看这个签名栏，应该是三个人签的。只签了一个，还糊了。后面两个空着。说明这事儿根本没完。没完，它就不算结论。”

我说：“那它怎么又成了绝密？永久保存？”

他摇摇头，抽了口烟。

我拿起那一页批示栏，对着灯看。红墨水晕开的那一片，洇得特别厉害，把底下的字全盖住了。但仔细看，能看出来，晕开的地方，墨迹不是一下子洇的，是先写了一个字，然后有什么东西滴在上面，把字化开了。

我问老周：“这东西，你打算咋办？”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按你爸说的，交给组织？”

他苦笑了一下：“哪个组织？八一年的组织，还是现在的组织？这东西三十多年没人动过，现在拿出来，找谁？谁能说得清？”

我没吭声。

他又说：“而且，你看看这签名。晕成这样，为啥晕的？是水洒了？还是眼泪掉上面了？不管是啥，签这个人，当时肯定不对劲。”

我再看那个晕开的签名。老周说得对，不对劲。那个红墨水，不是笔划过去洇开的，是一滴什么东西滴上去，把本来写好的字化开了。像一滴水，也像一滴——

我没往下想。

老周把烟掐了，把那一沓纸重新装回档案袋，封好。放桌子上，看着我。

“老陈，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得帮我保密。”

我说你放心。

他说：“我不是怕别的。我就是想不通。我爸一辈子，到最后都在想这件事。他走之前把我叫进去，说那个档案袋要交给组织。可我后来找不到，以为他记错了，或者根本就是他自己糊涂了。现在找到了，它在这儿。可交给谁？交给谁有什么用？”

我说：“也许你爸不是让你交给组织。也许他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老周愣了愣，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俩在他办公室坐到天黑。窗外的楼都黑了，就我们这一间亮着灯。他把档案袋翻出来好几次，打开，看看，又装回去。打开，看看，又装回去。

最后一次装回去的时候，他忽然说：“老陈，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单位查过一次档案？”

我说记得。九几年吧，说是有批老文件要重新整理归档。

他说：“那批文件，是谁经手的？”

我想了想，说：“好像是老李。还有小孙她妈，那时候还没退休。”

他说：“老李前年走了。小孙她妈，也走了好几年了。”

我没说话。

他又说：“这个档案袋，可能就是那时候混进去的。有人故意放的，还是不小心夹进去的，谁知道。但它就是在这儿了。三十多年，没人打开过。今天被我翻出来。”

我说：“你觉得是有人故意放的？”

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爸当年让我把东西交给组织，我没交成，因为它丢了。现在找到了，组织也变了，人也变了，我也不知道该交给谁。”

他拿起那个档案袋，对着灯照了照。牛皮纸后面，透出一团暗影，是里面那沓纸的轮廓。

他说：“也许我爸要的，不是交给组织。也许他就是要让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他写过，别人也写过，最后没结论，就这么搁着了。”

我说：“那你现在知道了。然后呢？”

他把档案袋放回桌上，看着我。

“然后？然后就这样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行。”

过了年，初八上班。

我初七晚上到的单位，想着早点收拾收拾，免得第二天手忙脚乱。楼道里还是黑的，就应急灯亮着。我走到三楼，看见老周办公室门缝里透出光。

我敲了敲门。

里头说：“进来。”

我推门进去，老周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那个档案袋。桌上放着个纸箱子，空的。

我说：“你咋这么早？”

他说：“睡不着，过来看看。”

我看着那个档案袋，问他：“想好了？”

他说：“想好了。”

他把档案袋放进纸箱子里，封上口，拿胶带缠了两圈。然后站起来，抱着箱子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

他走到档案室门口，推开门，进去。里头黑漆漆的，他摸着墙开了灯。一排排铁皮柜子，灰扑扑的，有些柜门上贴着标签：八零年-八五年，八六年-九零年。

他走到“八零年-八五年”那个柜子前面，打开门。里头空着一格，刚好放下那个箱子。

他把箱子放进去，关上门，站那儿愣了一会儿。

我说：“就放这儿？”

他说：“就放这儿。它本来就是这儿的东西。库房清理的时候被人翻出来了，现在让它回去。”

我说：“那你爸说的，交给组织呢？”

他说：“这就是组织。档案室，也是组织的一部分。放这儿，不算违反他说的。”

我没再说话。

他关掉灯，出来，把门带上。站在门口，他说：“老陈，这事儿就这样了。你别再跟人提。”

我说知道。

那天晚上，我俩站在档案室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楼道里的应急灯照得人脸发绿，我俩谁都没说话。后来他说走吧，就锁门下楼。

到楼下，推自行车，他忽然说：“老陈，你说那个签名，到底是谁的？”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想了一整个年。想那个晕开的签名。越想越觉得，那个人，跟我爸应该是认识的。说不定还是老熟人。”

我说：“你咋知道？”

他说：“不认识的话，签个名，用得着哭？”

我没接话。

他骑上车，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底下。腊月的风还是冷，吹得人脸疼。

第二天上班，一切照旧。开会，发文件，接电话，填报表。老周跟我打招呼，跟平常一样，看不出啥异样。

那个档案袋的事，谁也没再提。

直到三月份，有天下午，老周忽然来我办公室，手里拿着个信封。

他说：“你看看这个。”

我打开，里头是一张复印件。复印的是那份批示栏，只有那一页。签名的地方，还是晕开的那一片红，看不清。

我问：“这哪儿来的？”

他说：“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拿原件去请人做了个鉴定。用那种特殊的光一照，能看出来底下的字。”

我盯着那片红，问：“看出来是谁了？”

他点点头。

我说：“谁？”

他没直接回答，把那张复印件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

我看了那行字，愣了。

他说：“这个人，你认识吧？”

我说认识。全单位的人都认识。退休好多年了，还活着，在敬老院。

他说：“当年他跟我爸，是一起下过乡的。一个锅里搅马勺，一张铺上睡觉。后来一起进的单位，一起提的干。我爸出事儿那会儿，他是调查组的成员。”

我拿着那张复印件，看了半天。

他说：“那个晕开的红墨水，是眼泪。鉴定的人说，墨迹晕开的形状，是水滴的痕迹。不是水，是眼泪。人哭的时候，眼泪掉在刚签完的签名上，把红墨水化开了。”

我没说话。

他把那张复印件拿回去，叠好，装进信封，揣进口袋。

我说：“你打算咋办？”

他说：“不咋办。知道了就行。”

我说：“不去问问？”

他摇摇头：“问啥？问他当年为啥哭？问他为啥签了那个名，又没签完？问了，他说什么？说不说，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说：“那你爸那事儿，最后算啥？”

他说：“算没结论。没结论就是结论。”

他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老陈，这事儿你别往外说。”

我说知道。

他笑了笑，走了。

那天晚上我加班，走的时候天都黑了。下楼的时候路过档案室，门关着，锁着。我站在那儿，看了一眼那扇门。

里头有一排排铁皮柜子，有一个柜子里，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里有一沓发黄的纸，纸上写着一个老人生前的事。还有一页批示栏，签了一个人的名字，被一滴眼泪晕开了。

那个人现在还在，在敬老院，每天晒太阳，看报纸，跟人下象棋。他不知道自己的签名被眼泪晕开了，也不知道那个档案袋最后被放回了原处。

他知不知道当年那滴眼泪，他自己掉下来的那滴，晕开了那个签名，让那份文件成了永远没有完成的文件？

我不知道。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但那滴眼泪，三十多年了，还在那儿。

后来有一次，我去敬老院看我一个远房亲戚，碰见过那个人一次。他坐在走廊里晒太阳，眯着眼，看着外头的树。我路过的时候，他冲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

他认没认出我来我不知道。但我认出他来了。那张脸，跟当年开会时候见的，老了不少，但还能认出来。

我站那儿，想说点啥，又不知道说啥。

他倒是先开口了，问我：“你是单位的？”

我说是。

他说：“老周的儿子，还在单位不？”

我说在。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走出去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太阳照着他半边脸，眯着眼，看着外头的树。

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去年冬天，老周退休了。

退休那天，他请我喝了顿酒。喝着喝着，他说起那个档案袋，说他后来再没打开过，就那么放着。

我说：“还在那个柜子里？”

他说：“在。我退休前查过一次，还在。”

我说：“以后呢？”

他说：“以后再说吧。谁翻出来是谁的事儿。”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老陈，你说那滴眼泪，是为啥流的？”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想了好几年。后来想，可能不是为我爸哭的。是为他自己。”

我说：“他自己？”

他说：“嗯。他自己。当年那个签名，签下去，就说明他同意了那个结论。可他心里头，未必同意。一边是组织，一边是老朋友。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签了，对不起朋友。不签，对不起组织。那滴眼泪，可能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掉下来的。”

我听着，没吭声。

他又说：“后来那份文件没继续往下走，没人再批，就那么搁着了。可能也是好事。真批了，他这辈子心里更过不去。”

我说：“那你爸那事儿，到底有没有结论？”

他说：“有。也没有。”

我说啥意思？

他说：“有，是因为最后确实没追究。没有，是因为那个没追究，不是正式的，就是搁那儿了，没人再提。跟那个签名一样，晕开了，没完。”

那天喝完酒，我送他回家。路上他忽然说：“老陈，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能留下啥？”

我说：“留下啥？啥也留不下。”

他说：“不对，能留下。留下一个档案袋，一沓纸，一个晕开的签名。”

我说：“那算啥？”

他说：“算证明吧。证明人活过，想过，哭过，也难为过。”

我没再说话。

把他送到楼下，他上楼。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老陈，那个档案袋，我退休了，就交给你了。”

我说啥？

他说：“你还在单位。万一哪天，有人问起，你知道在哪儿。”

我说行。

他上去了。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着楼道里的灯一层一层灭掉。然后骑上车，回家。

今年开春，单位又搞了一次清理。档案室的柜子要换新的，老的那批要处理。

我去看着他们搬。搬到那排“八零年-八五年”的柜子时，我让他们停一下。

我打开那个柜门，那一格还在，那个纸箱子还在。上头落了一层灰，但封条没动过。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

管库房的小年轻过来问：“陈老师，这个箱子咋处理？”

我说：“放着。新的柜子里，给它留一格。”

他说：“里头是啥？”

我说：“老文件。”

他说：“重要不？”

我说：“重要。永久保存。”

他点点头，抱着箱子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箱子放进新柜子里，关上门，贴上标签。标签上写着：第十八号文件。一九八一年。

还是那几个字。

只是没人知道，那个文件最后一页的签名，被一滴眼泪晕开了。

那滴眼泪，三十多年了，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