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打算过年各回各家过，我爽快答应。年三十晚上，小姑子哭着来电。
窗外的鞭炮声已经零星炸响，油锅里的带鱼正滋滋冒着金黄的泡。我单手握着锅铲，另一只手擦拭着溅到围裙上的油星。这套位于城东的两居室里，只有抽油烟机的轰鸣和我自己的呼吸声。手机在料理台边缘震动起来时，我瞥见屏幕上跳动着“沈雪”两个字——我的小姑子。
“嫂子……”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抽泣声，背景里隐约有电视晚会的热闹音乐。
“小雪？怎么了？”我关小了火，带鱼在锅里渐渐安静下来。
“我哥……我哥他……”她的哭声更大了，“他在机场高速上出车祸了！”
锅铲“哐当”掉进锅里。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厨房窗户映出我呆滞的脸，窗外远处升起一簇烟花，炸开，消散。
“哪家医院？”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
“第三人民医院急诊中心，我刚赶到，医生说……”沈雪的声音被嘈杂的背景音吞没。
我扯下围裙，甚至没来得及关火。抓起玄关柜上的车钥匙时，手指触到一个冰凉的金属相框。照片里，我和沈涛站在黄山之巅，身后是翻滚的云海。那是我们结婚前一年，他说要带我看尽人间盛景。相框边缘已经有些褪色，就像这些年被日常磨淡的许多东西。
电梯从一楼缓缓上升。在等待的几十秒里，无数个“如果”像失控的弹幕般掠过脑海。如果我没有那么“爽快”地答应各回各家，如果我们还像前几年那样为去谁家过年争执不下，如果他此刻坐在我对面，嫌弃我做的糖醋排骨太甜……
三天前。
沈涛拖着行李箱从卧室出来时，我正在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腊月二十七的晨光透过玻璃，在他肩头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
“真不用我送？”我转过身，水壶还在滴水。
他摇摇头，嘴角有丝疲倦的笑意：“你公司下午不是还有年终总结会？我打车去机场就行。”
行李箱的轮子碾过木地板，发出规律的咕噜声。我们都刻意避开了那个话题——关于这个春节如何度过的话题。直到他手握在门把手上，才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对了，过年……爸妈那边今年都想让我们回去。”
“我知道。”我放下水壶，用毛巾擦了擦手，“你回你家，我回我家，不是说好了吗？”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复杂的闪烁。结婚五年，这是我们第一次决定分开过年。没有争吵，没有冷战，甚至没有太多的讨论。上个月某个晚上，我们并肩靠在床头刷手机时，他忽然说：“今年春运票好像特别难抢。”我接话：“要不，各回各家吧，清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也好。”
当时我以为那是成年夫妻心照不宣的默契，是给彼此喘息空间的成熟决定。现在站在急速下降的电梯里，却突然怀疑那沉默的几秒里，他是否期待过我改口。
地下车库冷得像冰窖。发动汽车时，仪表盘显示室外温度零下五度。导航设定到第三人民医院，预计用时四十二分钟。这个时间，原本我应该盛出炸好的带鱼，摆好蒜泥白肉，调好蘸料，然后一个人面对满桌菜和春晚，拍照发到家庭群里，配上“一个人也要好好过年”的文字和笑脸表情。
方向盘在我手中微微颤抖。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收音机想转移注意力。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无论您身在何方，都愿您心中有暖，眼中有光……”主持人甜美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我猛地关掉了它。
高速路上的车流稀疏得反常。大部分人都已经抵达了那个叫做“家”的目的地。我想起沈涛的父母——我的公婆。两位老人在三百公里外的小城，此刻应该正张罗着年夜饭。沈涛是独子，他们一直盼着每年春节的团圆。前四年，我们都是一起回去的。去年吃年夜饭时，婆婆拉着我的手说：“薇薇啊，趁妈还能动，早点要个孩子，过年就更热闹了。”沈涛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我笑着点头，碗里的米饭却突然难以下咽。
不是不喜欢孩子，也不是不喜欢他的家人。只是某个瞬间，我突然害怕那种“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地每年回他家过年，理所当然地在婆家扮演好儿媳，理所当然地把我的父母留在空荡荡的家里。我的父母从未说过什么，每次通电话都嘱咐我：“在婆家要勤快，多帮婆婆做事。”但去年初二我们赶回我家时，看见冰箱里只有半棵白菜和几个鸡蛋，父亲笑着说：“就两个人，随便吃点。”
沈涛当时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他开车去最近的超市，买回来满满两大袋食材。那个下午，他在厨房帮我妈包饺子，手法笨拙却认真。我妈偷偷抹了好几次眼角。
回忆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刮过来，又刮过去。导航提示前方五百米有事故，车辆缓行。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
手机又响了，是妈妈。
“薇薇，吃饭了吗？”背景音里有爸爸看电视的声音。
“还没，正要吃呢。”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
“沈涛到了吧？替我给他爸妈带个好。”
“他……到了。”我看着前方红色的刹车灯，“妈，你和爸多吃点好的，别省。”
“知道知道，你爸炖了只鸡，可香了。”妈妈顿了顿，“其实啊，今年你们各过各的也好，都陪陪自己爸妈。就是……大过年的，你一个人，妈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我的眼眶突然就热了。“我挺好的，做了一桌子菜呢。”
挂断电话后，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害怕，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迟来的、汹涌的自责。为什么要把过年变成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为什么不能在更早的时候，找到让所有人都温暖的解法？为什么直到可能失去的这一刻，才明白那些争执、妥协、计较的背后，其实都是因为在乎？
缓行的车流开始移动。我抹掉眼泪，聚焦于前方的路。忽然想起结婚第一年那个春节，我们在谁家过年的问题上第一次爆发争吵。我坚持要回我家，因为他家前一年已经去过了；他坚持回他家，因为他是独子。最后我们谁也没说服谁，年三十那天各自买了回家的票。但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突然对司机说：“师傅，改道去机场。”与此同时，我的手机响起，沈涛发来短信：“我在机场，改签了去你家的票。”我们在机场大厅相遇，拖着行李箱，看着对方傻笑。那个春节，我们在我家过了三十，初一早上五点起床，赶最早的高铁去他家。三天假期，奔波了两千多公里，累得筋疲力尽，心里却满满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愿意为彼此“折腾”了呢？
急诊中心的灯光惨白得刺眼。我冲进大厅，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角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说不清的焦虑味道。一位护士推着轮床从我身边跑过，轮子上沾着暗褐色的污渍。
“沈涛！沈涛在哪儿？”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突兀。
角落里站起一个身影——沈雪。她眼睛红肿，羽绒服上沾着灰，手里紧紧攥着一部手机。
“嫂子……”她扑过来抱住我，浑身发抖，“我哥他……他……”
“带我去见他。”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冷静。
她却没有动，而是拉着我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沈涛，时间是下午四点十七分：“雪，如果我晚上八点前没到家，告诉你嫂子，我在机场高速出口等她。别打电话，让她慢慢开车。”
我盯着这行字，反复看了三遍。大脑需要时间处理这些信息——车祸？医院？机场高速出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抓住沈雪的手，“你哥现在在哪儿？”
沈雪低下头，声音很轻：“其实……没有车祸。是我哥让我这么说的。”
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然后，一股灼热的气流从胸腔直冲头顶。我被耍了？在大年三十晚上，在满心恐惧和自责地赶来的路上，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他让你……骗我？”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不是的，嫂子你听我说。”沈雪急急地解释，“我哥他……他没上飞机。他退了票，一直在机场附近。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但又怕你生气不见他，所以才让我……”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我站起身，浑身都在颤抖，“让我以为他出车祸了？沈雪，你知不知道这一路上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以为……我以为……”
我说不下去了。愤怒、后怕、委屈，还有刚刚平复的恐惧，全部混杂在一起，几乎要冲破喉咙。我抓起包，转身就要走。
“嫂子！”沈雪追上来拉住我，“你去哪儿？”
“回家。”我甩开她的手，“既然你哥没事，我就没必要在这儿了。”
“可是他在等你！在机场高速出口！”沈雪的眼泪又掉下来，“求你了嫂子，去见他一面吧。我从来没见过我哥那个样子……他退票的时候，手都在抖。”
我停下脚步。走廊尽头的电子钟显示：晚上八点零七分。窗外，鞭炮声更加密集了，烟花的光芒偶尔照亮夜空。
手在抖。这三个字像根细针，轻轻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认识沈涛十年，恋爱三年，结婚五年。他从来都是冷静的、沉稳的，甚至有些过于理性。手抖？这不该是出现在他身上的描述。
“为什么退票？”我问。
沈雪摇头：“他不肯说。只说如果你来了，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纸条。
展开，是沈涛的字迹，比平时潦草：“薇薇，我在老地方等你。如果你愿意来，慢慢开，我等到零点。如果不来……对不起。”
老地方。我知道是哪里。
返回车库的路上，我的脚步很慢。愤怒已经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好奇。沈涛到底想说什么，需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而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已经需要“设计”才能见面了？
车子重新驶上马路。这次我不再着急，甚至希望红灯多一些，时间走得慢一些。我需要想清楚，见到他之后要说什么，要问什么。是质问他的欺骗？还是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电台自动播放起春节特别节目，这次我没有关掉。一首老歌流淌出来：“……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我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击。想起很多个平淡的日子：他加班晚归时，我会在锅里留一碗温热的汤；我赶设计稿到深夜时，他会默默切一盘水果放在我手边；周末早晨谁先醒来，就去买豆浆油条；为看什么电影争执不下时，就用猜拳决定……这些碎片在记忆里并不起眼，此刻却异常清晰。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为彼此制造惊喜了？不再在纪念日精心准备礼物，不再突然出现在对方公司楼下说“接你下班”，不再写长长的信诉说思念？婚姻把爱情稀释成亲情，这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过程。我们接受了，甚至庆幸于这种“稳定”。直到今年决定分开过年时，我才隐隐意识到，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中，把彼此放在了“可选择”的位置上——不是不重要，而是不再“必不可少”。
机场高速出口的辅路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结束的地方。那时他送我回家，车开到这儿突然没油了。我们步行去加油站的路上，在这家便利店买了热饮，坐在窗边聊到凌晨。后来每次从机场回来，我们都会习惯性地在这里停一停，买点东西，说几句话。他说的“老地方”，就是这里。
便利店的灯光在夜色中格外温暖。我把车停好，隔着玻璃窗，看见沈涛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两杯关东煮，正低头看着手机。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灰色羽绒服，头发有些乱，侧脸在灯光下显得疲惫。
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叮当作响。
他抬起头。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眼睛里的血丝，还有某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脆弱的神情。
“来了。”他说，声音有些沙哑。
我在他对面坐下。关东煮冒着热气，是我喜欢的口味：萝卜、鸡蛋、竹轮卷。
“解释。”我开口，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推过来一杯热饮。“先喝点，外面冷。”
我接过来，握在手里，等。
沈涛深吸一口气，双手交握放在桌上。这个动作我熟悉——每当他紧张或认真时，就会这样。
“我没有上飞机。”他开始说，“在候机室坐了两个小时，一直看着登机口。广播叫了三遍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又坐下。最后……我撕了登机牌。”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在想，”他看着我，“如果我今天走了，这个年我们分开过了，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从此以后，过年就成了各自回家，然后我们这个小家，就只剩下一个空房子？”
便利店的门又被推开，几个年轻人喧闹着进来买烟。等他们离开后，沈涛继续说：
“薇薇，我后悔了。后悔答应各回各家的提议。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回家，而是……我不该让‘分开’成为我们之间的选项。”
我握紧纸杯，热意透过杯壁传递到手心。
“你知道我今天在机场看到了什么吗？”他苦笑，“看到一个男人在安检口外抱着妻子哭，说‘明年一定早点回来’；看到一对老夫妻送女儿出国，三个人抱在一起舍不得分开；看到一个妈妈牵着两个孩子，焦急地改签机票……每个人都在奔赴团圆，只有我，在主动离开你。”
窗外有烟花升起，炸开，映亮他的脸。
“然后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年春节我们各自买票，却在机场相遇；想起第二年在我家，你明明吃不惯辣，却陪我爸喝了半斤白酒；想起第三年在你家，你妈偷偷跟我说‘沈涛啊，薇薇脾气倔，你多让让她’，而你爸拉着我下棋，故意输给我，就为让我开心；想起去年，你妈说想要孙子时，你笑得那么勉强……”
他说得很慢，每一句都像经过深思熟虑。
“我们总在计算公平——今年去我家，明年去你家，好像这样就能两清。但我们结婚，不是为了让两个原生家庭多一个成员，而是为了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庭。这个家在哪里，哪里就是过年的地方。”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所以我把票退了。”沈涛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片——是两张高铁票，终点站是我家的城市，发车时间是明天早上七点。“我买了去你爸妈家的票。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开车过去，还能赶上守岁。如果你不愿意……我定了附近的酒店，我们可以一起过年，就我们俩。”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那个车祸的谎言……对不起。我知道这很过分，但我想不出其他办法。我怕你生气不见我，怕你真的觉得分开过年挺好，怕我们从此就这样……渐行渐远。”
便利店的时钟指向八点四十五分。电视里正在播放春晚，小品演员的笑声透过屏幕传出来。
我喝了一口热饮，甜度刚好，温度刚好。
“沈涛，”我开口，声音有些哽咽，“你记不记得结婚那天，司仪问我们，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都愿意在一起吗？”
他点头。
“我当时在心里偷偷加了一句：无论去谁家过年。”我试图笑一下，却掉下眼泪，“但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比想象中难。每次做选择，都觉得自己在辜负另一边的期待。我爸妈虽然不说，但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在身边；你爸妈也只有你一个儿子。而我们自己呢？好像被夹在中间，忘了我们也是彼此的家人。”
“所以今年我提出分开过，不是因为不在乎，恰恰是因为太在乎了。我害怕看到你为难，害怕看到我爸妈眼里的失落，也害怕继续那种奔波疲惫的春节模式。”我擦掉眼泪，“但我错了。我选择了一条看似轻松的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过年不是任务，而是团聚。而我的‘团圆’里，不能没有你。”
沈涛的手越过桌子，握住我的手。他的掌心很暖，有些潮湿。
“我们回家吧。”我说，“回我们自己的家。明天一早，开车去接我爸妈，然后一起去你家。一千公里而已，三天假期，来得及。”
他愣住了：“可是这样太折腾了，你……”
“结婚第一年，我们三天奔波两千公里，那时不觉得累。”我打断他，“因为心里是满的。后来觉得累，是因为我们把这当成义务，而不是愿望。”
沈涛的眼睛亮了。他握紧我的手，用力点头。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妈。
“薇薇啊，”她的声音有些犹豫，“刚才你爸说，今年三十家里太冷清了。我们想着……要不我和你爸开车过去？反正高速免费，我们慢慢开，天亮前能到。就是不知道你和沈涛方不方便……”
我看向沈涛，他无声地说了三个字：“当然好。”
“妈，”我尽量让声音平稳，“你和爸别开车了，晚上不安全。这样，明天一早，我和沈涛去接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去他爸妈家过年。今年，我们一大家子一起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听见妈妈压抑的抽泣声，还有爸爸在旁边问“怎么了怎么了”。
“好……好……”妈妈连声说，“我这就去告诉你爸，他肯定高兴坏了。对了，沈涛呢？他同意吗？”
“他就在我旁边。”我把手机递给沈涛。
沈涛接过电话，声音温和而坚定：“妈，是我。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您和爸准备好就行。路上我会开慢点，放心吧。”
挂断电话后，我们又给沈涛的父母打了电话。婆婆在电话里又惊又喜：“真的吗？亲家也来？哎呀我得赶紧把客房收拾出来，再多买点菜……”
走出便利店时，已经快九点半了。夜空被烟花点缀得绚烂，鞭炮声此起彼伏。沈涛牵住我的手，放进他的口袋里。
“冷不冷？”他问。
我摇头。
“其实，”他忽然说，“我还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嗯？”
“上个月，我偷偷去看过房子。就在你家和我家中间的那个城市，高铁到两边都只要一小时。是个三居室，有个朝南的阳台，你可以在上面种满绿萝。小区环境很好，有幼儿园，也有医院。”他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如果我们把家安在那里，以后过年，就可以把两边父母都接过来。他们年纪大了，不该再为我们奔波。”
我怔住了。这个计划，他从未透露半分。
“首付我已经凑得差不多了，本来想春节后再跟你商量。”他笑了，笑容里有年轻人的羞涩，“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工作，但那座城市也有不错的设计公司。如果你不想辞职，我可以申请调岗过去。我的专业在那里也有发展空间。”
烟花在我们头顶绽放，照亮他认真的脸。
“沈涛，”我轻声说，“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第二次吗？”
“算是在邀请你，”他握紧我的手，“和我一起建造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一个不用再为过年去谁家而烦恼的家，一个可以把所有我们爱的人都容纳进来的家。”
风很冷，但心里很暖。我们走向停车场，影子在路灯下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便利店。玻璃窗内，那两杯关东煮还在原处，热气已经散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重新升温。
回家的路上，沈涛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给双方父母发信息，协调明天的行程。妈妈很快回复：“你爸高兴得像个孩子，非要现在就去超市买东西。”婆婆则发来一段语音，背景音里还有公公在喊：“把我那瓶好酒找出来！”
我笑着放下手机，看向窗外飞驰而过的夜景。城市披着节日的盛装，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团圆的故事。
“对了，”沈涛忽然说，“有件事我很好奇。”
“什么？”
“如果今天我没有让小雪打那个电话，你真的会一个人过这个年吗？”
我想了想，诚实回答：“其实……我买了明天早上去你家的高铁票。在你原本的航班起飞时间之后。”
他惊讶地转头看我一眼。
“和你一样，”我微笑，“我也在机场坐了三个小时。最后没退票，想着明天给你个惊喜——或者惊吓。”
我们都笑了。笑声在车厢里回荡，轻松而释然。
原来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靠近对方；原来那些看似疏离的决定背后，藏着同样笨拙的在乎。婚姻这条路上，我们或许会走岔，会犹豫，会疲惫，但只要还愿意朝着彼此的方向迈出脚步，就总能再次相遇。
车子驶入小区时，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很多人家还亮着灯，阳台上挂着红灯笼。
停好车，我们并肩走向单元门。沈涛忽然停下脚步。
“等一下。”
“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别紧张，不是戒指。”他笑着打开盒子，里面是两把崭新的钥匙，“新房子的钥匙。我本来准备除夕夜给你的……新年礼物。”
我拿起钥匙，金属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新的一年，”沈涛说，“我们会有新的家，新的开始。”
远处传来倒计时的声音：“十、九、八、七……”
我们相视而笑。
“三、二、一——新年快乐！”
爆竹声震耳欲聋，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在漫天的绚烂中，我们拥抱彼此，像拥抱一整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我们终究没有分开。而往后的每一年，我知道，我们都会在一起——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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