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1985年版《辞海》里“卧龙冈即南阳讹传为诸葛亮隐居处”的注释，是襄阳说者挂在嘴边的“杀手锏”；而200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里将“躬耕于南阳”注释为“隆中，在今湖北襄樊”的改动，更是他们用来证明“隆中即躬耕地”的“铁证”。可如今，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中，当年奉这两者为圭臬的襄阳说者，却集体对它们讳莫如深，连提都不愿多提。这般前后反转的戏码，背后藏着的猫腻远比想象中龌龊。

一、从“奉若神明”到“讳莫如深”：《辞海》的双面人生

襄阳说者当初捧《辞海》时，只字不提这本辞书注释里的“玄机”——那些给《辞海》撰写相关条目、拍板定下“讹传”说法的编辑，好多都是襄阳主导的诸葛亮躬耕地研讨会的常客，说白了就是拿了好处的“自己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襄阳为了给隆中抢下躬耕地名号，专门砸钱办学术座谈会，四次会议的48.7万元预算里，82%都来自当地财政专项拨款。参会的“专家学者”不仅能免掉所有交通住宿开销，还能拿到实打实的好处：要么被聘为隆中文化研究院的客座教授，领上科研启动金；要么进入地方项目论证专家库，单个项目就能拿到5到8万元咨询费。更有隐性福利等着他们：子女能优先就读襄樊重点中学，课题申报、成果出版都能走绿色通道。

巧的是，《辞海》相关条目的编辑团队里，就有不少人出现在这些付费座谈会的名单上。比如那位后来因伪造文件、篡改年号闹出大笑话的研究员，既是《辞海》相关内容的核心参与者，又是襄阳主导的论证会常客，拿着襄阳的“研究补助金”，转头就在辞书里写下偏向隆中的注释。这般利益捆绑下的“学术结论”，本身就是个笑话。

那些年，襄阳说者拿着这份被利益污染的《辞海》注释四处叫阵，对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亲笔自述视而不见，他们把工具书的一家之言包装成“学术共识”，却故意隐瞒编辑与襄阳的利益往来，把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粉饰成权威定论。

更可笑的是，他们一边用《辞海》攻击南阳卧龙岗，一边又把某些专家在襄阳资助下写的文章奉为主臬，哪怕这些文章被查出是“发明”建设部文件、把经济改革文件冒充文化批复、五处年号标注全错的低级错误，也照样当成“铁证”四处传播，这般自欺欺人的操作，早已背离了基本的学术良知。

如今襄阳说者绝口不提《辞海》，核心原因就是这份当年的“救命稻草”，如今成了戳穿他们谎言的“打脸锤”。随着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定接连出台，《辞海》那点沾满利益污点的旧注释，彻底站不住脚了：2016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文化名城名录，明确将南阳卧龙岗列为“三国文化圣地”；2022年更是直接认定南阳为“诸葛亮躬耕地、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地”，国家文物局也在批复中确认南阳卧龙岗“系出诸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遗存”，设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权威定论，直接击碎了襄阳说的虚妄。更辛辣的是，《辞海》后续版本也悄悄修正了旧说，不敢再延续之前的偏颇说法，这让襄阳说者再没脸把它当成“王牌”，只能选择集体沉默。

二、从“重金公关”到“避之不及”：人教版教科书的尴尬退场

如果说《辞海》是襄阳说者早年的“舆论武器”，那么200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注释修改，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场“教科书战役”。

2000年3月，时任襄樊市（现襄阳市）市长的罗辉，在一次偶然机会得知《隆中对》在新版初中语文教材中被删掉。当时襄樊正大力发展旅游，而罗辉深知“襄樊从隆中开始，隆中从《隆中对》开始”，课文被删，他认为这是襄樊的一大损失，便大胆设想争取让《隆中对》重新编入教科书，以此为襄樊旅游造势。

《隆中对》被删是因为国家教育部门旨在“减轻中学生文言文过多的负担”，且它与中学课本中保留的《出师表》同是歌颂诸葛亮之作，二者能否并存存疑。罗辉当即决定由市教育局牵头处理此事，并向市委汇报了让《隆中对》重登教科书的计划，市委有关负责人当场表态支持，认为这是利市利民的好事。

2001年2月13日下午，“《隆中对》应重新编入初中语文教材”的专家讨论会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来自教育、文化、社科等相关单位的专家齐聚，大家手中都有一份征求意见讨论稿。该讨论稿由襄樊电大副教授陈新剑起草，他在接到市委老领导口头通知后，仅用一个晚上就一气呵成完成稿件。专家们从《隆中对》的思想性、知识性、语文教学目的及文章结构等方面，阐述其应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理由，最终形成不足千字的提案。随后，市委和市委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带着这份提案，辗转找到当时在武汉的全国政协常委宋德福等人，提案通过他们被提交到全国政协九届第四次会议上。

同时，在民盟襄樊市委负责人张华美领导下，民盟襄樊市委提出《关于重新将〈隆中对〉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议》的提案，呈报给民盟湖北省委和民盟中央，并于2001年2月被全国政协信息中心采用。

此后，张华美深感责任重大，半年内五次进京。他们先是到国家教育部，呈上以教研报告形式的汇报材料，教育部有关领导对此感到诧异，因为地方教育部门通常是求要项目、增加收费，而襄樊教育局为一篇课文进京还头一回。之后他们又找到负责编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得到回复是《隆中对》是否入选要经教材编写委员会的专家审定，且当时第二轮专家评审已结束，《隆中对》被筛了出来。罗辉仍多次进京活动，最终见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韩绍祥。

2001年10月，经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专家评审，《诸葛亮躬耕地注释》随《出师表》一起，被编入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中语文课本，人教社社长韩绍祥还专门给襄樊市领导寄来了视察教材清样。

在《隆中对》被编入教材后，2003年春旅游旺季，罗辉又得知襄樊旅游局将《隆中对》的注释将隆中注为“隆中，在今湖北襄樊”，在《出师表》中把躬耕地注成“隆中，在湖北襄樊”，这一修改引发了南阳方面的强烈争议。因为历史上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南阳与襄阳一直存在争议，而国家教育部最初删减《隆中对》的初衷是“减轻负担”，并非要为地方旅游站台。

随着争议愈演愈烈，以及国家层面权威认定的出台，人教版教材的这一注释也逐渐被修正。如今，襄阳说者再不敢将其作为“铁证”，因为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为了地方旅游利益，不惜干预国家教材编写、篡改历史注释的丑陋嘴脸。

三、结语：历史的真相从不会被利益扭曲

襄阳说者从捧《辞海》和人教版教科书，到如今绝口不提，本质上是从“为了搞旅游造势”到“谎言被戳穿”的必然过程。他们靠着砸钱买通专家、篡改辞书注释、干预教材编写的手段，把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躬耕地争论，变成了一场地方利益驱动下的闹剧。

历史的真相从不会被利益扭曲的喧嚣所掩盖，那些被利益捆绑的辞书注释和教材改动，终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襄阳说者的多次反复，只会让更多人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所谓的“学术论证”，不过是地方利益驱动下的表演；所谓的“权威依据”，不过是金钱堆砌的谎言。

当《辞海》悄悄修正了旧说，当人教版教材的注释回归理性，襄阳说者再无“王牌”可打，只能选择沉默。而这沉默，恰恰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