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好！小界今天来和大家聊聊1971年10月25日这个对每个中国人都至关重要的日子，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历史性瞬间，常被形象表述为“中国重返联合国”。
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中国从未失去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只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占据这一席位的是中华民国。
谈及民国，在多数人印象里，它腐朽且孱弱。即便到抗战末期各国全面反攻之际，仍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这场惨败，更深刻地烙印下其衰败之象。
既然如此不堪，民国为何能跻身联合国五常，与美、英、苏并列，获得世界顶级的国际地位？这背后，藏着二战后大国博弈的深层逻辑，也藏着一段被忽略的历史必然，我们先从联合国的最初构想说起。
二战末期，战火即将熄灭，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成为大国关注的核心。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构想；
在现代武器的加持下，只有少数大国具备维护战后新秩序的能力，多数小国国力孱弱，缺乏抵御外敌、保卫自身的实力，因此小国应保持无军备状态，全球的安全守护，应由少数大国共同承担，这便是“世界警察”概念的起源。
在罗斯福最初的规划里，“世界警察”只有两个成员：美国和英国。毕竟当时两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核心力量，国力雄厚。
但随着中国和苏联正式加入《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罗斯福调整了构想，认为中苏两国也应纳入“世界警察”体系，形成美、英、中、苏四国共治的格局。
罗斯福的考量极为务实。法西斯国家解除武装后，全球有大国实力者屈指可数。美、英、中、苏四国总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
于他而言，只要此四大强国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捍卫世界和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便断然不会爆发。这一构想看似完美，却在后续的谈判中，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博弈，第一个分歧点，就是中国的席位。
罗斯福为联合国设计了三层结构，明确了“世界警察”的核心地位：最底层是联合国大会，所有成员国均可畅所欲言、提出建议；
中层是执行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及多个地区代表组成，负责处理除军事外的所有国际事务，决议对相关国家有一定约束力；最上层则是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世界警察”的核心机构，负责快速处理国际突发事件，掌握着全球安全的“话语权”。
对于美国提出的“四国警察”方案，苏联原则上表示赞同，但在具体细则上，提出了两点异议，其中一点直指中国，苏联主张，“世界警察”应改为“三警察”，中国无权列入。
这一反对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43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赫尔首次提出四国方案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曾表达过反对。
莫洛托夫当时的理由很牵强：中国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由三国会议决定四国方案，不太合适。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是排斥中国，避免多一个竞争对手分走安理会的权力。
面对苏联的反对，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态度异常强硬，明确拒绝了莫洛托夫的提议，甚至放出狠话：如果不按照四国方案推进，宁愿暂停谈判，等中国代表到场后再继续。
赫尔的强硬，背后是美国的战略考量，很多人不解，当时的民国腐朽不堪，美国为何要冒着得罪苏联的风险，执意力保中国的席位？答案其实很简单：当时由蒋介石执政的中国，在外交上高度追随美国，相当于美国在安理会内的“铁杆支持者”。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尚未确立，美国力保中国加入，相当于在安理会内多了一个“自己人”，能够大幅降低对自己不利的提案通过的可能，巩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罗斯福对外不会表露这一私心，而是用了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斯大林。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多次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安理会之外，甚至提出替代方案：分别成立远东和欧洲两个国际组织，以此避开中国。
但罗斯福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拥有四亿人口，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大国，未来必将成长为无法忽视的世界性力量。
如果等它崛起后，再试图将它纳入国际体系，就为时已晚；与其将它视为隐患，不如在它崛起前拉拢它、约束它，把它当成朋友。
更关键的是，罗斯福认为，缺少中国参与的安理会，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世界性组织。正是在美国的强硬力保下，苏联最终做出妥协，同意中国加入“四国警察”体系，中国的安理会席位，才算暂时尘埃落定。但博弈并未结束，苏联紧接着又抛出了新的要求。
苏联虽然妥协，同意中国加入，但始终担心联合国会沦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工具。如果联合国失去中立性，苏联加入的意义就会荡然无存，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反而会成为掣肘自身的枷锁。在无法阻止中国加入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两项新的要求，试图巩固苏联的地位。
第一项要求，是确立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只要拥有这一权力，苏联就可以在联合国内实现“自保”，阻止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决议通过。
还有就是将“四警察”扩充为“五警察”，新增一个常任理事国，而且这个国家必须是法国。斯大林的用意很明显：法国是欧洲强国，当时与苏联的关系相对缓和，新增法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可以平衡美国的势力，避免美国一家独大。
但美国对此提出了反对，主张将常任理事国扩充至6个或7个，把巴西也纳入其中。美国的算盘也很精明：巴西是拉丁美洲的大国，人口和国土潜力巨大，而且在二战中做出了一定牺牲，拉拢巴西，可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影响力。
双方僵持不下，英国则站在了一个中立的立场，英国并不赞同美国的提议，也对法国加入有所顾虑。英国担心，一旦法国被允许加入，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更多国家会要求进入安理会，导致安理会的权力被稀释。
最终三方经过反复谈判，达成了妥协：只破例接纳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不再新增其他国家。有趣的是，法国最初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席位。
因为法国和中国一样，没有参与联合国最初的筹建会议，戴高乐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担任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这是对英美没有提前将法国纳入安理会的“抗议”。
但法国在原则上认可联合国的整体框架，这场抗议只是象征性的，最终还是接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而法国的加入，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
因为法国的席位得到确认后，中国的席位也就更加稳固，连没有参与最初筹建的法国都能加入，作为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参与者的中国，自然更有资格占据这一席位。事实上，中国能成为五常，除了大国博弈的因素，更离不开自身的付出。
很多人认为，民国能成为五常，全靠美国的“施舍”，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之所以能跻身五常，核心是因为自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即便民国腐朽，即便输掉了豫湘桂战役，也无法掩盖中国的功绩。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争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坚持抗战14年，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牵制了大量日军主力；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陆军，是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946年，中华民国正式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国际形势掣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陷入困局。彼时，中华民国代表仍占据中国席位，直至22年后这一僵局才被打破。
直到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该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正式跻身联合国五常之列。
此决议的通过，彰显中国于国际舞台的地位得以全面恢复与广泛认可。它如定海神针，给“一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争议画上了句号，意义重大而深远。回望这段历史，中国能成为联合国五常，既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更是中国自身努力和历史贡献的必然。
美国的力保是推动因素，但真正的底气，从来都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如今，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始终坚守初心，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践行大国责任与担当。
这段关于联合国席位的博弈与坚守，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家的国际地位，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身的实力和贡献，这一点，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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