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的喧响，到了这一日，便像一锅煮到火候的粥，所有的米粒都开了花，稠稠地，糯糯地，将各样的声响与气味都融在了一处。早晨是听不见鸡叫的，大约是那些芦花将军、黄袍元帅们，也知晓今日不同，收了嗓，在笼中静享最后的粟米。镇上的市声却比往日更汹涌些，是零碎而急切的，赶着末一趟集的人们，那讨价还价里都带着笑意，仿佛亏与赚，在今日都成了可以一笑而过的游戏。
家里的忙碌，也有了种序曲终了、主调将起的郑重。扫除早已完毕，窗玻璃擦得如同消失了一般，几盆水仙养在清水白瓷碗里，幽幽地吐着冷香，像是这热闹人间里几个静默的、洁白的标点。肉在锅里酥着，鸡在灶上温着，馒头的山在盖帘上稳稳地坐着，万事俱备，只欠那最后一点“红”。
这“红”，便是春联，是门神，是那一个墨色饱满、红底金纹的“福”字。
午后的阳光，是一年里最慷慨的，金粉似的，匀匀地洒在门廊前。浆糊是父亲用白面新打的，在小铁锅里熬得稠亮，冒着半透明的气泡，散发着一股粮食特有的、朴素的微酸气。这气味，是许多人家记忆里“年”的底色。父亲端着浆糊碗，母亲拿着裁好的红纸与刷子，我则捧着一卷春联、一对门神，还有那个最大的“福”字，跟在后面。三个人在门前站定，倒像要进行一个小小的、家庭的典礼。
贴春联是讲究上下联的，父亲眯着眼，念一遍右边，又念一遍左边，才郑重地点头：“是了，这边是上首。”母亲便用刷子蘸了浆糊，在红纸背面刷得匀匀的，不厚不薄。父亲接过来，比着门框，总要问一声：“正了么？”我退后两步，看那红纸在陈旧的门板上，像一泓突然涌入的、喜气的泉。“左边高一丝。”母亲眼尖。父亲便轻轻揭起一角，再贴上，那动作小心极了，仿佛贴的不是纸，是一层极薄的金箔。红纸妥帖地覆上门板，父亲再用干净的刷子，从上到下，细细地刷平，赶走每一个微小的气泡。那“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墨字，在光下便有了神采，黑得沉静，红得热烈，旧门庭顿时焕然一新，连空气都仿佛被这对联映得暖了几分。
门神是秦叔宝与尉迟恭，彩印的，铠甲鲜明，怒目圆睁，威风里透着一股憨直的忠勇。贴在两扇门扉正中，一左一右，将这宅户牢牢地护住了。母亲看着，轻声说：“有将军守着，明年也安稳。”
最后，便是那“福”字了。这一个字，比别的都要大，红底子上，金色的云纹盘旋围绕，中心一个饱满的楷体“福”字，敦厚，方正，像一个人摊开手脚，心满意足地躺在阳光里。母亲将它翻过来，背面朝上，平铺在方凳上，用刷子细致地涂满浆糊。然后，她双手捏着上端两角，父亲捏着下端，两人对视一眼，一齐走向堂屋正中最显眼的那面白墙。
“要倒着贴。”母亲说。声音不高，却是不容置疑的老规矩。
于是，那个丰润圆满的“福”字，便头下脚上地，稳稳地贴在了墙上。它一贴上去，整个屋子仿佛都怔了一下，随即，一种奇异的、带着玩笑般的喜气，便从那颠倒的姿态里弥漫开来。正着看，它是一个庄重的祈愿；倒过来，它便成了一个迫切的、带着三分天真七分狡黠的宣告——“福到了！”
父亲退后两步，端详着，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皱纹都舒展开了。“好，”他说，“正正地‘倒’了。”
我心里也蓦地一松。仿佛这一年里，所有正着的、顺着的、按部就班的辛苦与期许，到了这最后的时刻，都需要这样一种温情的“颠倒”来调和，来点破。规矩是正的，心愿却不妨倒着说出来；日子是顺着过的，福气却要倒着迎进门。这小小的、无伤大雅的颠倒里，藏着普通人面对莫测命运时，那份最朴素的机锋与幽默，那份将沉重祈愿举重若轻地变成一句吉利话的智慧。
阳光斜斜地移过来，恰好照在那个倒着的“福”字上，金纹闪闪的，红纸愈发鲜艳。屋子里，炖肉的沉香，水仙的清冽，新浆糊的微酸，还有这满眼跳荡的红色，交织在一起，酿成一种饱满得几乎要滴落的年关气氛。所有的忙碌、准备、期待，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归宿，凝在这红纸黑字、门神护卫、还有一个颠倒的“福”里了。
外头不知哪家性急的孩子，零星地炸响了一个炮仗，“啪”的一声，脆生生地，像是给这静穆的午后贴“福”的仪式，敲下了一个欢快的注脚。黄昏将至，更稠密的夜色与更辉煌的灯火正在路上，但此刻，心里是满的，是暖的，是被这一个“颠倒的福”稳稳接住了的踏实。福到了，倒着来的，也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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