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与“马”|大理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宿|滇西|茶马古道|马帮

说起大理，世人多忆及“风花雪月”的浪漫。而在苍山洱海的清辉之下，还有一串穿越千年的深沉蹄音——马，这一兼具力量与灵性的生灵，不仅见证了大理的文明演进，更从历史深处走来，在当代续写着“马背上的新生”。

马年新春，一同探寻大理与马的千年羁绊。

滇马称雄

大理与马的缘分，始于远古旷野。据考古资料显示，剑川境内曾出土一百万年前的野马牙齿化石，以及距今一万年前的马驯养种化石，实证滇西北是中国野生马种重要分布区与早期驯化中心之一。

大理马图源：新疆马业

真正让“大理马”（亦称滇马）名扬天下的，是其“矮小精干却耐力超群”的独特品质。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盛赞：“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其“涉峻奔泉，如履平地”的特性，恰适配滇西崎岖山地。唐代樊绰《云南志》更记载滇西越赕川出产的“越赕骏”，经“三年饲以米清粥汁”的精细化喂养，能“日驰数百里”，成为西南战马中的翘楚。南诏政权曾设立“气托”机构专管马政，隶属与九爽并行的“三托”制度（气托管马、禄托管牛、巨托管仓储），足见马业在当时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祥云县红土坡出土的战国铜马图源：大理州博物馆

大理州制药厂东汉墓出土的陶鞍马图源：大理州博物馆

宋代因北方马源断绝，南宋朝廷专设“买马司”于邕州（今广西南宁），大规模采购大理马充作军需，大理由此成为南方最大马匹交易市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贸易峰值时一次便有千余匹大理马入桂，随行商人达六千余人。清代古籍亦载：“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或百为群，或数百及千为群”，足见当时养马业的繁盛。

明代青釉瓷鞍马俑图源：大理州博物馆

古道蹄印

有良马便有行者，马帮是大理连接内外的千年生命线。

以大理为枢纽，蜀身毒道、博南古道、茶马古道在此交织，无数“大理马”组成的马帮，驮着茶叶、盐巴、丝绸穿行于横断山脉的险峻山川之间。在永平县境内的兰津渡，作为“西南第一桥”的霁虹桥附近，坚硬岩石上至今留存着深浅不一的马蹄印，那是马帮踏破“行路难”的历史印记。

巍山县东莲花村，则是茶马古道上的“活化石”。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民国时期曾有7支大马帮、100余名赶马人、350余匹骡马。至今保存完好的马如骥大院，其二楼的《上海滩》彩绘，以及专设的大型马厩，见证着马帮商人开阔的眼界与富庶的生活。马帮组织严密，“马锅头”“二锅头”分工明确，“开亮”（露宿）时以马驮子围圈、篝火焚烧草果驱毒虫的习俗，以及传唱的山歌小调，沉淀为独特的马帮文化遗产。

元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便记录了大理马远销缅甸、波斯的盛况。直至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前，马帮始终是滇西跨区域交流的核心力量。

赛马欢腾

如果说马帮是生存的底色，赛马便是大理人血脉里的狂欢。

大理三月街赛马的历史，可追溯至南诏国时期，后随茶马古道贸易兴盛，逐渐演变为商贾交易中的竞技活动，延续千年未曾中断。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留下了“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的生动记载。

这一传统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1955年，滇西各民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在三月街期间举办；1982年，大理建成现代化赛马场；2008年，大理三月街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赛马大会更具时代活力，赛事吸引了北京、沈阳、内蒙古等地知名马术俱乐部参赛，线上直播让全球观众共赏马蹄飞扬；2025年的赛马大会，已有18支队伍、90匹赛马报名角逐10万元奖金。

马业新生

跨越千年，马蹄声未远，更奏响了新时代的乐章。

近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与外地马术协会考察团举行项目合作座谈会，探讨引入“艺马平川”、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等新业态项目，将马术赛事与数字艺术、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人类心灵栖居地”增添新的城市名片。

在剑川沙溪古镇，这个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正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探索马文化的活态传承。马帮后人返乡创办马帮文化体验馆，欧阳大院等古建筑转型为非遗工坊，游客可亲手触摸马帮用具、聆听赶马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淘宝联合大理文旅推出的“修马蹄”体验活动，让钉蹄师成为“高薪解压职业”，吸引年轻人以新潮方式亲近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