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夜来得悄无声息。九点整,街灯准时暗下去大半,整座城市便沉入一种温柔的静谧里。可你若仔细看,那些还亮着的路灯下,三三两两蹲着些年轻人,膝盖上摊着书本,嘴唇翕动,念念有词——那是朝鲜的大学生们,赶在最后一缕光消失前,把白天学过的课文再背一遍。
我们的女导游姓李,圆脸盘,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她指着窗外说:“我们念书那会儿,下了晚自习也这样。宿舍九点熄灯,可考试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就跑到路灯底下接着背。冬天冷得直跺脚,可没人抱怨——路灯是公家的,书是自己的。”
这话说得朴实,却让我想起路上她讲过的那些事。朝鲜的英文教育从中学四年级开始,可平壤的小学生早就能用中文说“你好”“谢谢”了。男孩子大多要服役三到五年,于是大学课堂里便有了奇怪的光景:有些男生皮肤白净,看着像中学生;有些却已经二十六七岁,坐在大一教室的第一排,眼神比旁人沉稳许多。学艺术和外语的男生可以免服兵役,所以外语大学的男孩们总显得格外秀气——他们不必经历那几年的风霜,便把少年的模样留得久一些。
“我们学习的方法很笨,”李导不好意思地笑,“就是背。英文要背,数学题也要背。老师把公式讲完,我们就一道一道背下来。有时候我也想,这样是不是太死板了?可背得多了,那些东西就像长在脑子里似的,再也忘不掉。”
她不知道,她口中的“笨办法”,在异乡人听来却有一种朴素的动人。那些路灯下的身影,那些被反复咀嚼的单词和公式,是他们对知识最直接的虔诚。
车窗外掠过一些挑着扁担的行人,李导忽然换了话题:“你们知道吗?现在中文比俄文吃香多了。以前我们学外语首选俄语,可这些年中国游客多了,中文导游都不够用。”她指了指坐在车厢后排的一个年轻姑娘,“那是我们的实习导游,中文比我说得好。”
那姑娘被点到名,有些腼腆地探过头来。一开口,我们全乐了——浓浓的丹东味儿,还带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劲儿。“我在中国念过两年书,”她解释,“所以口音改不过来。”团里的大爷大妈们立刻来了精神,拉着她问丹东的物价、朝鲜族的生活。她也不怯场,有一说一,偶尔冒出句“老铁”“杠杠的”,逗得满车笑声。
后来才知道,她学中文纯属偶然。本来想学医,可那年中文专业突然热门起来,分数线一涨,把她“挤”了进去。如今她却庆幸这个“意外”——因为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你们中国人有意思,”她认真地说,“问的问题多,讲的故事也多。”
我问她朝鲜大学生都聊什么。她说男生喜欢凑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讨论国际形势;女生则追中国电视剧,《潜伏》啊,《琅琊榜》啊,说起胡歌比我还熟。“我们也看报纸,可报纸上的话太正式了,看着累。倒是你们中国的网络小说,有些同学偷偷拷在U盘里传来传去。”
她似乎对中国的一切都好奇。大学生谈不谈朋友?晚上几点睡?玩不玩游戏?听到我说中国学生常熬夜到零点,她睁圆了眼睛:“那怎么行!我们九点就熄灯了,最晚不超过十点。第二天还要早起晨读呢。”
在她看来,熬夜似乎是一种奢侈的浪费——浪费电,更浪费清晨的好时光。
离别前晚,那实习导游送我们到酒店门口。月光底下,她的脸显得格外年轻。她忽然问:“你说,将来我们能不能上网自由地看你们中国的电视剧?”
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她却自己笑起来:“不过现在也好。每天晚上,和同学们挤在一台小电视机前,等着看下一集,那种感觉特别亲。”
车开出很远,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路灯下挥手。那盏灯比别处亮些,大约是特意为她们这些晚归的人留的。我忽然想,也许很多年后,我会忘记平壤的街道、纪念馆的铜像、冷面的滋味,但一定记得这个画面——一群年轻人,在渐渐暗下去的灯光里,捧着书,背着单词,偶尔抬起头,朝远方的来客羞涩地一笑。
那种笑容里,有青春共同的模样,也有各自不同的、沉甸甸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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