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到2024年1月，坐标上海，中共四大纪念馆。
在那面展示着二十位代表容貌的墙上，最后缺的那一角，总算是补齐了。
画中人名叫阮章，定格在二十三岁的年纪，眉宇间透着英气，眼神里那是藏不住的坚定。
就为了把这张脸找出来，搞党史研究的人硬是磕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哪是简单的“寻人启事”，分明就是一场在故纸堆里抽丝剥茧的较量。
这根接力棒在上海、唐山、天津、锦州转了一大圈，摆在专家面前的，不光是岁月留下的灰烬，更是真假难辨的迷魂阵。
想把这道谜题解开，他们不得不做了三次极其硬核的拍板。
镜头拉回2003年。
那会儿，上海虹口区委正张罗着建中共四大陈列室，名单拉出来一看，二十个人。
麻烦来了：十九张脸都有着落，唯独缺了唐山那位代表。
更要命的是，连名字都对不上号。
上海这头的回忆录里，李逸提过个叫“阮济”的；可翻遍了唐山的档案，查无此人，倒是有个早期头目叫“阮章”。
这时候，摆在桌面上就两条道：
头一条，这就留个空。
第二条，死磕。
硬着头皮去证伪，假设“阮济”就是“阮章”，然后去找证据。
南北两地的党史人选了那条难走的道。
账算得很细：老乡、都在唐山工厂干过、资历也相当。
哪有这么多巧合？
肯定是一码事。
这简直就是押宝。
万一搞错了，全得推倒重来。
好在1962年的一份口述记录救了场。
老前辈梁鹏云提了一嘴——“阮章代表唐山那边去开了会”。
这一锤定音，结合其他旁证，大伙心里那块石头落地了：阮章就是“阮济”。
唐山那边快把地皮翻过来了，秦皇岛、锦州，连他上学的天津南开中学都跑遍了。
现实很骨感：字有一堆，图是一张没有。
唯一的念想，就是1922年那张欢迎邓培的三十九人大合影。
这一断线，十几个年头就过去了。
日子一晃到了2020年。
死水微澜，突然间线索井喷了。
可线索一多，能不能辨别真假，成了第二道坎。
一下子冒出来三个“阮章”。
头一个是“北票阮章”，辽宁锦州那边发现的。
名字一样，履历也挺像。
要是为了交差，认了这个也没人说什么。
但专家们来了个“排除法”。
把这位的底细一查：1872年生人。
咱们要找的阮章是1902年的，差了辈分了，整整三十岁。
再说经历，那位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咱们这位是五四运动的新青年。
很明显，撞名了，不是一个人。
这个坑，坚决不能跳。
紧接着，“锦州阮章”上线了。
这个更迷惑人。
看介绍：广东中山籍、南开才子、唐山入党、调任锦州…
简直是量身定做，严丝合缝。
换做旁人，这会儿估计都要开庆功宴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这不就在墙上挂着吗？
没人知道，建馆时就有。
这当口，第三条线索冒头了。
天津有个叫阮宝胜的，说是阮章的侄子，掏出一块金属刻板，信誓旦旦说这就是他叔叔“天津阮章”。
现在的局面是三选一：“北票”已出局，剩下“锦州”和“天津”。
这两个里头，也许藏着真神，也许全是赝品。
一旦选错，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关键时刻，团队拍板了第三个决策，也是最硬核的一招。
以往搞党史，都是翻故纸堆、访老亲戚、查回忆录。
但在2021年6月，上海党史部门干了件稀罕事：把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大拿请来了。
这笔账很明白：肉眼凡胎会看走眼，记忆会偏差，但骨相和面部数据不会撒谎。
这是一场穿越百年的刑侦破案。
桌上摆着几样东西：
“嫌疑人”有两张脸——天津的金属板、锦州的馆藏照。
“案发现场”有两张老合影——1919年南开毕业照（阮章在里头，不知是哪个）、1922年唐山欢迎照（阮章也在里头，不知是哪个）。
技术人员要做的，就是人脸比对。
这步棋走得险。
万一机器说这几个人压根没关系，那之前的功夫全白瞎。
等结果的时候，老天爷也帮了忙。
2021年10月，天津博物馆展出一本1919年的南开毕业纪念册。
南开校友会的姚珪老师眼尖，觉着阮章就在这届。
申请开柜一查。
在那泛黄的册子里，真就找到了那张标着名字的标准照——阮章。
这边刚找到，公安局的鉴定书也下来了：
锦州纪念馆挂了那么多年的那张，跟大合影里的人，对不上号。
案子破了。
真正的阮章，一直静静地躺在南开的档案和家传的老物件里。
要是当初信了“查无此人”，阮章这个名字可能就永远模糊下去了。
要是不敢用刑侦技术硬碰硬，恐怕到现在还在几张相似的脸之间打转转。
2024年，当阮章的容貌终于上了墙，这个圆才算是画圆满了。
那个1926年就病死在秦皇岛、年仅二十四岁的后生，估计做梦也想不到，快一百年后，会有这么一帮人，为了看清他的脸，费了这么大的周折。
所有的折腾、所有的拒绝、所有的较劲，说到底，就为了两个字：
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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