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阳，天津桥南，那座被绿荫环抱的“安乐窝”里，居住着一位自号“安乐先生”的哲人——邵雍。他字尧夫，谥康节，位列“北宋五子”，创先天象数之学，著《皇极经世》，终身不仕，在观物吟咏中体悟天道至理。邵雍曾训诫其子伯温：“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这番话，正凝于这首短小精悍的《量力吟》。此诗的主旨，绝非劝人安于庸常、缩手缩脚，而是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处世智慧：人生在世，既要有自知之明，量力而动，免于悔吝；又要有仰慕骐骥之心，不甘终身无马可骑。真正的智慧，是在“力所及”与“心所向”之间，寻一条踏实的、向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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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吟》 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 须求骐骥言乘马，亦恐终身无马骑。
这二十八字，如同一架精密的天平。前两句压着“量力”与“随宜”的砝码，告诫人们：行动之前，先称称自己的斤两；如此而动，方能无悔无吝。安居之时，随分自足，减少无谓的经营算计；如此而乐，方得自在安宁。后两句，天平忽然倾向另一端——“须求骐骥”。骏马当前，岂能不生驰骋之念？然而笔锋再转，“亦恐终身无马骑”——若因求而不得，便索性连马都不骑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这不是保守，而是清醒；不是退却，而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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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量力，便是这份“自知”的功夫。庄子讲庖丁解牛，刀刃无厚，游刃有余，其前提是深知牛之肌理、刀之限度。人不知己力，如盲人策马，必坠深谷。然而道家并非教人止步不前。《逍遥游》中的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何尝不是志在苍穹？只是它“风斯在下”，必待六月之息，方敢启程。这便是“量力”与“求骥”的统一——有自知，亦有远志；待时而动，不强求亦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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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与“精进心”
赵州禅师说：“平常心是道。”这“随宜乐处省营为”，正是平常心的写照——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得失所扰，在当下的境遇中安顿身心。然而禅宗亦讲“勇猛精进”，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何尝不是以寻常之身，行非凡之志？邵雍说“须求骐骥”，不是贪心，而是对生命更高境界的真诚向往。怕的不是求骐骥，而是因求不到骐骥，便连凡马也不肯骑、不敢骑了。禅门谓之“退堕”——未悟道时，不可自弃；既悟道后，亦不可歇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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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磨练”与“立志为本”
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求骐骥之心，正是立志。然而他又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这“事上磨”，便是量力而行、步步为营的功夫。无骐骥可乘，便先乘凡马，日行百里，亦可致远；若因无骐骥便裹足不前，则是以志大才疏为借口，行怠惰因循之实。阳明先生平定宸濠之乱，岂是一朝一夕之骐骥之功？那是数十年“事上磨练”的凡马之程。量力，不是给志向设限，而是给志向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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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此诗，还有一段珍贵的自注。 其子邵伯温曾记康节先公遗训：“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 这句话，足以警醒古今多少“好心办坏事”之人。行善尚须量力，何况其他？不知量力的善，可能沦为姑息、纵容，甚至助恶。这是邵雍哲学中极冷静、极理性的一面——动机的纯良，不能代替方法的审慎。
人生观照
我们身边，有两种极端的身影。一种是“好高骛远者”。他们眼里只有千里马，脚下却寸步难行。今天学编程，明日做电商，后天想创业，样样开头，件件无终。问其故，答曰：“我要找最适合我的赛道。”其实不过是不愿从凡马骑起，生怕骑了凡马，便辱没了自己“本可骑骐骥”的才情。邵雍一语道破：“亦恐终身无马骑。”——因怕屈就，反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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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躺平者”。他们宣称看透了世事的虚妄，以“随宜乐处”为盾牌，拒绝任何向上攀登的努力。殊不知，邵雍的“随宜乐处省营为”，是建立在“量力动时无悔吝”的前提之上的——先要“动”，而后才谈得上“省”。从未尽力而谈放下，是自欺；从未奔驰而谈归隐，是矫情。
真正的智者，是既知马力、亦望远方的人。他知道自己骑的是一匹凡马，便不因追不上骐骥而懊恼，也不因看见骐骥而弃马步行。他每日喂马、练马、识途、赶路，日复一日。或许终其一生，也未能换得骐骥；但那又如何？他走过的路，是实实在在的里程；他见过的风景，是骗不了人的阅历。而那些当初嘲笑他只骑凡马的人，许多至今仍在原地，等一匹永远不会来的骐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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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知马力而不自弃，心慕骐骥而不空等，于力所能及处日日前行，方是无悔无吝、亦无遗憾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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