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9日，井冈山宾馆的会客厅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主席大步走上前，两只大手死死攥住面前两位老妇人的手，千言万语化作一声长叹：“袁嫂子，王嫂子，这笔债，是我欠你们的！”
听完这话，两位老人身子一颤，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掐指算来，离她们当家的遭难，时光已经流转了三十五个年头。
这三十五年来，主席心里始终压着块石头。
当年的事，不仅是一根拔不掉的刺，更是一堂血淋淋的课：要是队伍里的路线之争，被地方上的家族恩怨借了壳，那得死多少人？
把日历翻回1927年的秋天。
秋收起义那是刚结束，队伍经过三湾整顿，一路开到了宁冈县城。
眼瞅着只要再迈一步，就能上易守难攻的井冈山。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一只巨大的“拦路虎”横在了主席面前。
人头其实不算多，统共百十号，手里的家伙什也是七拼八凑的几十条破枪。
是剿还是抚？
按理说，红军虽然刚吃了败仗，但要收拾这两股草寇，那还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
底下不少干部摩拳擦掌，嚷嚷着要打：土匪也是匪，本来就是革命对象，顺手灭了还能把山头占下来，何乐不为？
可主席心里的算盘打得精，这事儿不能硬来。
硬打是痛快，打完咋办？
头一个，你把地头蛇打了，在老百姓眼里你就是外来抢地盘的，在这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山沟沟里，红军根本站不住脚。
再一个，这两人虽说是落草为寇，可背后站着的是当地“客籍”的大宗族，这股势力要是得罪了，以后麻烦大得很。
于是主席拍板：不动刀兵，要动脑子，搞收编。
但这活儿不好干。
虽说十九岁就上山落草，但他跟国民党的龙超清是老相识。
这就好办了。
龙超清皮儿是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组织部长，骨子里却是自己人。
这一来二去，交情就有了。
真正难啃的骨头是王佐。
这人裁缝出身，也就是个“缝衣匠”，可功夫俊，枪法准，性子烈得像团火。
他对什么主义完全没概念，心里防线筑得老高。
哪怕主席送了他七十条枪，哪怕他也回礼了六万斤谷子，甚至红军上山他也没拦着，但就咬死一条底线：队伍归我管，谁也别想插手。
咋整？
硬吞？
那只会把王佐逼到对面去。
突破口是何长工找着的：王佐有个死对头叫尹道一。
这人是附近的一霸，手里也有枪杆子，关键是他手上沾着王佐侄女的血。
主席瞅准机会：这仇你报不了，红军替你办。
没多久，主席带着兵下山，三下五除二就把尹道一给收拾了。
这一仗，把王佐的心彻底打服了。
既然能帮我报侄女的血海深仇，那就是亲兄弟。
就这样，袁、王两人的队伍正式合编，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王佐后来甚至主动递了入党申请书。
看着是皆大欢喜的“统战”样板，谁知道祸根其实早就埋下了。
这祸根叫“土客之争”。
井冈山这地界，土著（土家族）和外来迁徙者（客家人）的梁子，从大明朝结到现在，就没消停过。
袁、王是客家人，而那个牵线人龙超清，以及当地特委的一帮子干部，多是土籍。
局面瞬间变得微妙又凶险：手里握枪的是客家人，掌握党权的却是土家人。
主席坐镇山头时，靠着威望死死压着，天天讲团结，不管土客都是一家人。
可等主席带着主力部队一下山，盖子就揭开了。
以龙超清为首的湘赣边界特委，动了杀心，琢磨着怎么把袁、王二人除掉。
光是私仇还不敢动红军的正规团长，坏就坏在当时的上面路线“左”得厉害，讲究成分纯度。
特委那帮笔杆子毒得很，他们绕过前委，直接给上面递折子。
在报告里，把袁、王描成改不了吃屎的土匪，甚至把“招安”的锅顺手扣到了主席头上。
这份报告太对当时上面的胃口了。
尚方宝剑到手，可特委手里没兵，打不过袁王。
于是乎，他们盯上了刚带红五军上山的彭老总。
那会儿彭总刚来，情况两眼一抹黑，政治上也没后来那么老练。
特委单方面历数袁、王的种种“反骨”罪行。
彭总听信了一面之词，答应帮着“清理门户”。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局设在永新县城禾川镇，妥妥的“鸿门宴”。
袁、王带着队伍毫无防备地来了，连同三十二团也驻扎在镇上。
头一天大鱼大肉，称兄道弟，气氛热络得很。
第二天图穷匕见，会上特委突然发难，一群人围攻袁、王，列举罪状。
王佐听到枪声反应极快。
凭着当年绿林的老底子，他钻进预先挖好的地洞溜出包围圈，带着几个亲信骑马狂奔。
可到了冬瓜潭，运气用光了。
红五军的拦截部队一梭子打过去，这位叱咤风云的“山大王”，就这样倒在了冰冷的河水里。
两人一死，底下的弟兄彻底寒了心，大半反水投了国军，井冈山的大好局面瞬间崩盘。
回过头看这事儿，最荒唐的是什么？
是操刀人的下场。
策划这起血案的朱昌偕、龙超清，也没落着好。
不过一年，在更激进的“富田事变”浪潮里，他们也被打成“改组派”，稀里糊涂丢了性命。
这是一个死局：当党性原则给宗族私仇让路，当理性决策被激进口号绑架，最后谁都活不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几十年后，主席握着那两双枯瘦的手时，为何那般动容。
那声“对不起”，是在祭奠亡魂，更是在反思那段走了弯路的血色岁月。
有些历史的账，拖得越久，反而看得越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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