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夜，霓虹把街道切成明暗两半。
那家朝鲜餐厅在二楼，电梯门一开，穿淡蓝色长裙的姑娘们齐刷刷鞠躬。她们的皮肤在暖光下像瓷器，嘴角上扬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后来才知道，那叫“32度微笑”，培训时的必修课。
我们几个跟着领导去的。司机老周开的车，到了地方却不肯上桌，说在车里等。领导硬拉他上来：“来都来了，喝一杯。”
老周是退伍兵，在部队开过大车，转业后给领导开车，一开就是八年。他话不多，酒量好，口袋里总揣着几包烟，见人就递。那天他多喝了两杯，眼神开始往服务员身上飘。
给我们这桌服务的姑娘编号17，胸牌上只写数字，不写名字。她端菜时手腕稳得像端着水银，倒酒时身子微微侧着，永远保持半臂距离。老周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开口：
“五百块钱，行不行？”
声音不大，但桌上瞬间安静了。
17号姑娘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倒酒，眼皮都没抬：“多少钱都不行。”
她的汉语带着点口音，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说完微微欠身，转身走了，裙摆划过空气，没有一丝多余的晃动。
老周愣在那里，手里还端着半杯啤酒。
大堂经理不知什么时候飘了过来，四十来岁的朝鲜女人，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俯下身，声音压得极低，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规矩死板得很。她们晚上必须回宿舍，门锁得像监狱铁栅。”
她说完直起身，脸上又挂起标准的微笑，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老周没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可乐——他车里常备着这个，解渴用——递给刚好走回来的17号。
姑娘接了，弯腰道谢。可就在老周伸手想碰她指尖的瞬间，她的手巧妙地一缩，像鱼从指缝间滑走。
灯光下，她的脸平静如水，波澜不兴。
经理的目光从不远处扫过来，像无声的警报。老周笑笑，退了半步。他口袋里的钱包鼓着，却再没掏出来。
后来才知道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吃到十点多。临走时，17号和几个姑娘站在门口送客，九十度鞠躬，齐声说“慢走”。老周经过她身边时放慢脚步，她却始终看着地面，睫毛像两把小扇子，遮住了所有情绪。
下楼的时候，老周忽然问我：“你说她们到底能挣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五千、六千，到手可能就几百。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她们图什么？”
我没答上来。
后来跟餐厅的一个中国领班混熟了，才慢慢知道些事。那些姑娘确实不用手机，不是不让用，是没有。宿舍里有一部座机，每周可以打一次国际长途，每人限时五分钟。晚上九点半必须回去，十点锁门，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始培训。
“培训什么？”我问。
“微笑，走路，倒酒，中英文问候语。还有怎么躲。”领班说。
“躲什么？”
“躲你们这样的人。”她笑了，是那种见怪不怪的笑，“手快的客人多了。她们训练过，递东西的时候怎么不让对方碰到手指，鞠躬的时候怎么不让对方看到领口。都是练出来的。”
她说，最绝的是眼神。那些姑娘的眼睛从来不跟客人对视超过两秒，不是害羞，是规矩。看久了不行，不看也不行，得恰到好处地扫过，像蜻蜓点水。
“你说这是为什么？”我问。
领班想了想：“可能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代表什么吧。不是个人，是国家。”
铁板一块
老周后来没再去那家店。
有次我们路过那条街，他放慢车速，看了一眼二楼亮着的霓虹灯牌，然后踩下油门走了。我问他还记得那个17号吗，他说记得。
“那姑娘笑得特别标准，”他说，“标准得让你知道，那笑不是给你的。”
我想起经理那句话：规矩死板得很。
门锁得像监狱铁栅。可那铁栅锁住的是什么？是她们的身体，还是外面的诱惑？或者，是某种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
有天夜里我路过那家店，正好赶上她们下班。八九个姑娘排成一队，穿着便装，没有交谈，脚步整齐地走进夜色。路灯下，她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列无声的士兵。
领班说，宿舍就在附近，走路十五分钟。每天来回都是这条路，三年不走偏一步。
“有人试过跑吗？”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可乐
老周车里那瓶可乐，一直没开。
有天他忽然翻出来，对着瓶口看了半天，然后递给我：“喝了吧，放久了。”
我拧开瓶盖，汽水哧的一声响。老周说：“你说她为什么要接那瓶可乐？”
我说礼貌吧。
“那为什么要躲我的手？”
我说训练过。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沈阳的夜正热闹，烧烤摊的烟、出租车的大灯、商场门口的促销喇叭，混成一片。这座城市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价格标得明明白白。
可那瓶可乐，她接了，没喝。带走了还是扔了，没人知道。
老周后来调走了，去了别的单位。临走那天喝酒，他又提起那件事。
“五百块钱，”他自嘲地笑了笑，“我那天真是喝多了。”
有人说，钱能买到一切。可那天晚上，宿舍的锁声响彻走廊，证明不是所有东西都挂价签。
姑娘们换班时互相点名，声音轻得像耳语。老周在酒吧里点了杯啤酒，盯着杯底发呆，手指摩挲着瓶身，留下指纹。
沈阳的夜风吹进窗，带着一丝凉意。他想起那双躲闪的手，笑意渐渐僵硬。
后来我查过一些资料，关于那些姑娘回国后的生活。
有人说她们成了“有钱人”，在平壤买房开店；有人说她们很难适应，因为“见过外面的世界”；还有人说，她们大多数不会再联系中国的朋友，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不知道17号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但偶尔路过那家餐厅，还会想起她平静如水的脸，和那句“多少钱都不行”。
那句话说得不卑不亢，不像是拒绝，更像是陈述一个事实。
有些界限，像隐形的墙。你看不见，但伸手就知道它在那里。老周那天晚上伸了手，碰到了墙，然后退了回去。
他学到了什么？或许只是一件事：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至于那是什么——自律？尊严？还是某种刻进骨头的习惯？
17号的脸上没有答案。她只是笑了笑，32度，像尺子量过一样标准。
然后转身，消失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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