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6日，两个消息几乎同时传来。一个是开国上将杨勇病逝，另一个是刚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尹先炳突发脑溢血。
二十多年的等待，终于等来复出机会，却在这一天全部化为泡影。这位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阎王司令"，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功过分明。
1915年，湖北汉川一个贫农家庭，尹先炳出生了。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富家子弟嘲笑他，他就用各种淘气手段报复回去。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全用在了战场上。
1930年春天，15岁的尹先炳参加了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他自己后来坦白说，当时根本不懂什么革命，就觉得当兵神气，能出口恶气。这话听着实在，比那些说从小就为伟大理想参军的回忆录真诚多了。
但这小子打仗是真拼命。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升上去。长征路上摸爬滚打，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尹先炳这个名字越来越响。
抗战爆发后，他的仗打得更凶了。1940年3月，元氏县黑水河，这一仗让尹先炳彻底出名。他指挥冀西游击总队和县独立营，把一支日伪军引到黑水河滩，分割包围，最后火攻。这一仗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6点，毙敌200多人，其中日军就有100多。
关键是这支日军不是普通部队，是士官训练队，好些个都是尉官。日本人把他叫"阎王司令"，见了他的部队绕着走。
战斗细节更狠。60名日军尉官和军士龟缩在河西岸一座仙姑庙里，死活不投降。八路军屡屡冲锋不克，伤亡惨重，尹先炳火了，直接用火攻，全灭。战后日军派飞机来轰炸报复，结果被打下来一架，剩下的飞机吓得调头就跑。
到了解放战争，尹先炳更是二野的一把尖刀。他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的副司令员兼二旅旅长，跟着杨勇、苏振华打天下。那会儿秦基伟还给他当副旅长，论资历论战功，尹先炳在二野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1949年2月，他当上了十六军首任军长。渡江战役时，为了指挥部队顺利过江，他连续七天七夜没合眼。部队刚上岸，他就昏死过去，睡了整整一天才醒。醒来后躺在担架上继续口述命令，催着部队向大西南进军。
这就是尹先炳，打仗时候玩命，从来不含糊。
1950年底，正在西南剿匪的十六军突然接到命令：整编入朝。尹先炳兴奋了，朝鲜战场上三野四野的部队打得热闹，他这个二野名将也想争口气。
4个月后，满编的十六军抵达河北整训。中央给十六军配了大量苏式装备，还请来苏联教官帮忙训练，要把十六军打造成全军模范。
组织这么器重，尹先炳一开始确实认真学。但就在跟苏联教官接触的过程中，他沾染上了不好的习气——爱跳舞。
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后方跳跳舞放松一下。问题是到了前线，他还沉迷其中。1952年12月，十六军入朝了，被安排在西海岸机动位置，担负反空降和抗登陆任务。
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大仗没得打。尹先炳本来想组织一次大反击，步炮坦协同，把战线前推20公里，直捣铁原机场。计划都做好了，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一个电话打来：敌人要签字了，别打了！
当时尹先炳把手里的红蓝铅笔狠狠往桌上一摔，破口大骂。仗打不成，他闲下来的时间就多了。
这事儿怎么可能瞒得住。消息传回北京，志愿军总部炸了锅，军委震怒。
那会儿杨勇正好是志愿军司令员，听到消息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他把尹先炳叫去，狠狠批了一顿。批归批，杨勇还是给罗荣桓元帅打电话，一条一条数尹先炳的战功，请求组织再给一次机会。
但组织的态度很明确：作风问题不是小事，必须严惩。
1954年，十六军从朝鲜回国。尹先炳还没来得及写战斗总结，处分就下来了。先是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从正军级降为准军级。1955年授衔，本来够中将的资历，只给了大校。在所有参加授衔仪式的军长里，尹先炳是唯一一个没有将军军衔的人。
更狠的还在后头。1956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尹先炳党籍。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决定，并在全军党员干部中公布。
授衔后，尹先炳更惨。大校没有编制和职位，领不了薪水。各大单位的回复几乎一模一样：不符合政治条件，暂不考虑。他彻底被闲置了，买不起药，全家只能靠妻子在老家种的四亩稻田维持生活。
那段时间，尹先炳寄身在南京军区机关食堂，就一张折叠床、一条破军毯。探望他的人寥寥无几，整个生活环境冷清得让人忘记他曾是个赫赫有名的军人。部下们只能低声议论：军长都成这样了？
谁也不敢接近他，那年头，党籍就是命根子，谁都怕沾上"生活作风问题"的污点。
就在尹先炳快绝望的时候，1956年3月的一天，军委干部部走廊里传来一声呼喊：老尹，罗总长的签字下来了，你的去处有了！
罗荣桓元帅在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有人建议把尹先炳派到地方去，既不麻烦又清闲。罗荣桓当场否了：人是部队培养的，错也在部队犯的，部队就该负责改造。
说完他在调令上签字：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就这二十个字，把尹先炳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可政治学院的其他领导都不想要他。担心这样一个有包袱的人来了，再出问题怎么办？罗荣桓力排众议，在党委会上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尹先炳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都是可以改造好的。
就这样，尹先炳进了政治学院。1956年4月，他背着一只旧行李卷，走进北京东郊那排灰砖房。院务部给他安排了一张桌子，上面只有一本《政治工作条例》。
同事的语气并不友善：从头学起吧，你没有党员身份，先做些助理性工作。尹先炳点头：我接受。
二十多年，他每天骑个破自行车上下班，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晚上回家就坐那儿抽闷烟，谁也不敢提他过去的事。但尹先炳没有自暴自弃。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后勤基建和学员管理上，每次开会发言都先自我检讨。有些人觉得他是作秀，但更多人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第二年，他编写的《机械化步兵战斗运用初探》在学院里流传开来。这本内部教材不长，但把朝鲜战场上装甲协同的要点总结得清晰明了，成了很多青年学员的备考宝典。学院领导评价：态度端正，智慧依然存在。
1958年，党的八大期间，尹先炳偶遇罗荣桓，罗只问了一句：脚下踏实吗？尹先炳答：踏实，也沉得住气。
就这十秒钟的对话，让尹先炳彻底放下了心里的包袱。从那以后，他主动放弃了恢复党籍的申请，心态发生了转变：先把事情做得好，比身份更重要。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去世。那天晚上北京下小雪，尹先炳守在宿舍门口，通宵写了一份悼词："罗总长替我扛了责任，给了我赎罪的机会；他是我晚年的指路人。"
悼词简短而真挚，没有任何客套。尹先炳把它张贴在政治学院礼堂的一侧墙上，很多学员路过时停下脚步，低声说：老尹真情流露。
那晚，尹先炳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一直到天亮。
这二十多年，杨勇也没有放弃这个老部下。虽然当年气得要命，但每次有机会就往上推荐，说尹先炳功是功过是过，该用还是得用。
到了1983年初，杨勇自己已经病重住在301医院，肝癌晚期，正常肝组织只剩3%。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尹先炳，专门向军委推荐他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尹先炳接到通知时，正在政治学院仓库清点东西，手上还沾着棉絮。人一下就愣住了，声音发哑地说：一个月后去报到。
他赶去医院看杨勇。杨勇把任命的事说完，又特意提醒他：过去的教训千万别忘了，在那方面再不能出任何问题。
尹先炳一听这话，当场火就上来了，直接回了一句：我是傻子嘛，还敢犯？
杨勇也没生气，就瞪了他一眼，让他把脾气改改。尹先炳最后还是保证，自己绝不会再犯，在新岗位上一定记着一辈子教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83年1月6日凌晨，杨勇病逝。同一天，徐立清也去世了。这两个消息对尹先炳的打击太大，杨勇长期是他的直属上级，这么多年来联系一直没断过，给过他太多照顾。
当晚，尹先炳就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了，但身体状况反反复复，一个月后的2月10日，尹先炳还是走了。距离重返一线，就差那么一步。
尹先炳的一生，像一面镜子。前半生战功赫赫，后半生蛰伏沉默。他用二十多年证明了一件事：错了就是错了，组织不会因为你过去的功劳就网开一面，但只要你真心悔改，组织也不会彻底放弃你。
功是功，过是过，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规矩。而尹先炳，用一生接受了这个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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