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富尔马林
编辑|富尔马林
一个在大城市退休的老工程师，每天晨练打太极，回家刷刷手机、看看理财，银行卡每月进账五六千。
同一个国家里，一个干了一辈子地的农村老人，早上五点去菜市场摆摊，到中午累得直不起腰，月底一算，所谓“养老金”，一两百块，连城里人补个手机套餐都不够。
这种说法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脸不红心不跳，仿佛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不需要粮食，不需要水利，不需要公粮，不需要乡镇企业，也不需要农民工托底经济。
结果今年一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出来说了一句话：农民养老金，必须涨，特别要对高龄农村老人更友好。
被低估的农民一辈子
说农民养老金的时候，很多人习惯只盯着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一百多、两百多。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官方统计接近九成。也就是说，大多数家庭往上追三代，村口那块地、水渠边那片田地，跟你家是有关系的。
但凡承认一点常识就知道，一个国家要搞工业、建城市、修路修桥，第一步得先吃饱、喝上水、守得住地。谁来干？不是写方案的人，是下地的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铺开大规模水利建设，当时什么工程车、挖掘机，想都别想，很多地方就是靠肩挑背扛、人拉石推。
红旗渠的故事已经被说烂了，但数字放在今天再看，依然扎眼：
一条渠，拉出来有一千五百公里长，三十多万人上山干活，硬是削掉一千多座山头，凿通两百多个隧洞。
那时候不讲施工补贴，不包吃住，农民自己背口粮上山，山崖上支个棚，石头垒个窝，下雨就是潮床，冬天就是冷炕。
每天从早干到晚，开山炸石出点差错，残疾就是一辈子的事。可真出事的工地，抱怨声比现在少得多，更多的人就是咬咬牙接着干。
几十年过去，现在很多人自来水一开就有，灌溉渠一放闸就通，觉得理所当然。可要是把那条渠上，早年留下来的一块块纪念碑翻出来看，就会发现，能刻上名字的只是少数，更多人把力气和身体一起留在了山缝里。
这些人，今天大多已经是七十岁往上的高龄老人，很多就住在你印象中“很远”的那个小山村，手里拿着的，就是那一百多块的养老金。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要开始往前冲了，技术要买，设备要引进，钱从哪儿来？
农村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等着集体分饭，直接对着土地算账，自己种、自己卖，产量上去了，剩余出来了。
在这基础上，全国冒出了两千多万家乡镇企业，村办厂、镇办厂、县里的小工厂，把大量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做服装的、做五金的、做小电器的，产品一部分进城，一部分出口。
外汇怎么积累起来的？很大一块就是这些“小厂”一点点挣的。那时候沿海很多地方都在讲一个词：创汇。
国家拿着这些钱，去买技术、买设备、学工艺，支撑起后来的工业升级。
换句话说，中国从“什么都缺”走到“有东西可以往外卖”，农民和乡镇企业给的底气很足。
再看近一点，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外循环突然变冷，南方那几年的工厂倒闭数字摆出来很吓人，官方披露的数字是六万多家企业关门，几千万打工者失业往回走。
货已经堆出来了，卖不出去怎么办？那几年国家推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家电下乡。
电视、冰箱、洗衣机，城里人早有了，真正被当成“新东西”的，是农村普通家庭。农民花钱买回去的是家电，同时也把一部分过不去的产能接住了。
养老金越涨差距越大？
最近几年，很多人听到一个词：养老保险并轨。
字面意思很好听，大家进同一个大盘子，程序上做到统一管理。
但如果只看结果，很多农村老人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制度好像离自己近了，钱却没怎么多起来，反而跟城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城市里，不少机关事业单位或大型国企的退休老人，每月拿到的退休金，四五千的很常见，待遇高一点的，超过一万也不少见。
他们每年养老金调整，按3%到5%的比例走，数字会非常直观：
一万块月养老金，涨3%就是三百，涨5%就是五百，多出来的金额已经超过很多农村老人一个月总收入。
而农村这边，基础养老金本来就不高，有的地方一百多，有的稍微好一点两三百。
同样是3%到5%的涨幅，算出来就是几块钱到十来块。对一个原本高收入的退休老人来说，这点增幅几乎感觉不到生活变化，但对本来就很难的那一拨人，这点钱连一袋好点的大米都不够。
这时候，郑功成的那句话，点到了关键：基本养老保险不该成了帮高收入者多加一层保护伞，而应该在有限资源中，优先向低收入、弱势群体倾斜。
换成更生活化的说法：
一个本来就吃得很饱的人，再多加半碗饭，撑的是心情；
一个本来就吃不饱的人，多加一碗饭，才是命。
说到底，养老金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财务数值，而是写在每个老人晚年生活里的“国家态度”。
如果一个制度的设计，让一个已经很舒服的人更舒服一点，而让一个本来就艰难的人只觉得“象征性照顾”，那这套机制再标准，也很难让人服气。
很多人会说，退休金差距本来就是工资差距的延续，高收入岗位责任大、学历高、贡献也大，收入高点合情合理。
这话从“职业报酬”角度看没问题，但养老金只盯着“原工资”的逻辑，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就完全说不通。
农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很多人一辈子压根也没拿过一张正式的工资条，贡献是通过粮食、土地水利建设、参与乡镇企业等形式一点点堆上去的。
如果只按“是否有正式缴费记录”“是否有单位补贴”来决定晚年保障水平，这个群体天生就吃亏。
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谈“适度倾斜”“重点照顾”，背后其实就是一句大白话：
给那些已经退休、且一辈子几乎没享受过什么福利的农民，多加一点保障，争取别让他们老了还要为一袋大米算计半天。
从长远看，这样的调整，对整体社会也并不是负担，反而能提高年轻人敢生、敢养、敢消费的信心。
当养老问题不再是压在每个家庭头上的最大阴影，很多关于婚姻、生育、生活规划的选择，都会更理性、更从容。
说回眼下，农民养老金涨不涨，怎么涨，涨多少，不只是财政账。
在很多农村老人眼里，一两百块涨到五百、一千，不是从“穷”到“富”，而是从“被动求助”到“可以体面一点生活”。
哪怕只是一碗多加的菜、一件新买的外套、一冬天不用反复犹豫要不要开电暖器，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改善。
农民养老金怎么补，才能对得起这几十年
国家在关键时期，需要吃的、需要人扛活、需要有人撑就业的时候，农民从来没有缺位过；
等到他们自己老了，很多人却在制度边缘打转，拿着勉强糊口的养老金，还在替子女省钱。
所以，郑功成提出要给农民涨养老金，尤其要照顾高龄农民，这话之所以“全网共鸣”，不是说这观点多新，而是说出来的时间已经晚了太多年。
真正让人纠结的，是这件事情该怎么落地，落到什么程度，才算对得起农民这一辈子。
修红旗渠的那代人、干大集体的那代人、最早参与家庭联产承包的那代人，现在基本都在七十岁以上，很多已经接近八十甚至更高龄。
这一拨人，有个共同点：年轻时收入低、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跟“福利”这两个字没太多关系。
养老金政策真正开始铺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年纪不小了，能累计起来的缴费年限本来就不长。
如果今天光是用统一规则去看待所有老人，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的起点差异，那高龄农民几乎不可能补回什么。
因此，专门对高龄农民开一个更有力度的倾斜口子，不仅合理，而且紧迫。再拖几年，很多人可能连享受的机会都没了。
基础养老金是兜底线的关键，这部分若长期停留在一两百的水平，无论制度设计多复杂，对当事人来说就一件事：不够花。
在财政承受范围内，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尤其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走一步，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政策信号。
要让农民真实感受到，国家不是只在口头上说“不能让你们吃亏”，而是愿意在账面上多写几个数字。
同时，调整养老金结构，不能只是“统一涨幅”，更需要“有差别的更快一点”。
对本身待遇已经比较高、生活压力不大的群体，可以维持稳健的小幅涨；
对农民等低收入退休群体，适当增加定额调整的比例，让他们在绝对数上看得到改善。
从统计报表上看，可能是一串调整系数的变化；但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个老人，就是每个月多几袋米、多几次肉。
这种微小但实在的变化，才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政策。
有人担心，给农民涨养老金，会不会挤压其他方面的财政空间。
这当然需要精细测算，但也要看到，农民养老金并不是一个无限扩张的黑洞，而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需求。
从全国总量看，哪怕把农村基础养老金整体抬高到一个更像样的水平，带来的财政压力，也远谈不上不可承受。
国家记得你们流过的汗，也愿意为你们多扛一点晚年的风霜。
参考资料：#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解读：完善农村养老服务 关注精神需求+提高农民养老金
发布于 2026-02-03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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