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庚子事变”：英、俄、法、日、美、德、意、奥匈八国，调集在华和远东部分兵力约2万人，在英国西摩尔将军统率下，从天津向北京进攻，6月17日攻陷大沽炮台。6月20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兵进攻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董福祥属下的回军头目安海，击毙前往总理衙门交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Klemens von Ketteler)。第二天，清政府向各使馆下达宣战书。此后，中国和列强的冲突实际上凸显为中德冲突，德国皇帝因此争得八国联军新统帅的任命权。68岁的德国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Alfred Von Waldersee 1832—1904)受命为新统帅，率混合兵团远征军赶赴中国。
8月14日，西摩尔将军所辖在华的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
北京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八国联军化成为散兵游勇，任意杀人、纵火、奸淫、掳掠、无法无天、无所不为。这种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屠城式”行动整整持续了两个月，待瓦德西10月17日到达北京城时，也不能不承认，“北京真正成了一片火海、一片血海”（《瓦德西日记》原件）。
描绘义和团运动的画作，载于《社会历史博物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慈禧太后画像，存于故宫博物院
樊增祥画像
就在这腥风血雨的时刻，北京出现了一位会讲德语的传奇美女，德国人称她为“洪夫人”。因为她是13年前出使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洪钧的夫人，年轻、美貌、活泼，在柏林官场很有点名气；中国人则叫她“赛金花”，这是她在津京当妓女的艺名，在京津一带名闻遐迩，而她的原乳名赵彩云反而罕有人知。
据说就是她挺身而出，利用同瓦德西的亲密关系，要瓦德西对洋兵严令军纪，停止奸淫抢掠，不得滥杀无辜，自己则在京城到处拯救洋兵屠刀下的北京官民。
一时之间，传说纷纭。自庚子年始，北京居然形成一种赛金花与瓦德西的传奇文化。赛金花太过奇突的际遇和太戏剧性的经历，引发和刺激了广大的文人墨客和市民层的浓厚兴趣。1900年樊增祥的前《彩云曲》和1904年的后《彩云曲》，就是以赛金花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叙事诗。前《彩云曲》一问世，即为人所传诵，仿佛当年吴梅村的《圆圆曲》，人人争唱，而后《彩云曲》则主叙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暧昧关系，曲序中称“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惟德军最酷。留守王大臣皆瞠目结舌，赖彩言于所欢，少止淫掠。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廛，昼人楼歌，夜侍夷寝……此一泓祸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云。应当指出，《彩云曲》是仅凭传闻和臆造而写，与事实出入颇大，樊增祥因此诗的流传名噪一时，而赛金花却不得不感到因此诗而蒙受众多不白之冤。
清顾贝龙绘吴梅村画像
对赛金花“杀伤力”更大的，则是1905年出版的曾朴（字孟朴）的文学名著《孽海花》。《孽海花》同样是仅凭传闻和臆造创作出来的，但因其为文学，可有故事性的想象和杜撰。特别是曾朴与洪钧有通家之谊，自小就和赛金花稔熟，加上曾朴功力雄浑，妙笔生花，因此凡他所说，人皆信之，不啻把赛金花永远固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果然此书一出，立时轰动南北，因而一版再版，影响至为深远。曾朴以“东亚病夫”笔名在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小说《孽海花》首册十回，其中前二回，系友人金松岑（笔名“爱自由者”）所撰，1903年发表于《江苏》杂志，1904年又将已写好的三至六回原稿交曾朴续写。按金氏的原意，是想写一部揭露沙俄侵略野心的小说，并以出使俄、德、奥、荷的洪钧（文卿）为主角。曾朴接手后，改变了金氏的初衷，主张“以赛金花为经，以清末三十年朝野逸事为纬”，编成一部香艳而富“史趣”的长篇小说。曾朴修改了前六回，续写了后四回。1906年又续出第二册，即第十一至二十回。1907年，新创刊的《小说林》月刊上又连续发表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
一直至1927年，曾朴在上海创办的《真善美》杂志上，刊出新撰的第二十六至三十五回。至此故事也没有完。《孽海花》以赵彩云（赛金花）和金雯青（洪钧）、赵彩云和瓦德西（德国军官）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广泛地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清廷的腐化，官僚的昏庸，甲午战争的失策，戊戌政变的悲喜剧，革命的发展，乃至清廷覆灭的必然。
但曾朴的“至高目标”是用艺术的手腕来描画赛金花，因此他着力描写赛金花，着力虚构赛金花，着力艺术中伤赛金花，让人清晰地看到，这个妓女出身、做姨太太、做状元夫人、随侍洪钧出使做公使夫人、与诸多洋人特别是瓦德西伯爵“偷情”、到庚子时期又变成政治妓女的赛金花的面目—聪明、美丽、年轻、轻佻，特别是她的淫荡和直率。当有人问曾朴：“赛与瓦帅在柏林私通，兄何知之？”曾朴答：“彼二人实不相识，余因苦于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虚构，因其在柏林确有碧眼情人，我故借来张冠李戴，虚构事迹，则事有线索、文有来龙，且可铺张数回也。”由此可见，曾朴虚构故事的本领确实不小，他拿瓦德西“张冠李戴”是出于对庚子事变的痛心疾首，以及反对那种“妓女救国”的论调。
同瓦德西的关系，赛金花并不讳言，她在自述中是这样说的：“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的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邪淫。这都是有人见我常常同瓦骑着马并辔在街上走，又常常宿在他的营里，因此便推想出我们有种种不好的勾当来。”
虽说赛金花在自述中有不少漏洞，像她会见瓦德西的具体时日；也有杜撰的，像她劝说克林德夫人一节；但我们不能仅因赛金花是所谓“积年老妓”，就随意推断赛金花和瓦德西一定有“床笫之间”的故事。有一次当《申报》某记者问赛金花：“《孽海花》中所说的风流事，是事实否？”赛答：“全是谣言骂我的。”问：“曾朴为何要骂你？”答：“我幼时与曾朴相识，极亲热，他十分爱我。后来我许与文卿（洪钧），曾朴情场失意，遂作小说，愤而骂我与文卿。”这是30年后赛金花的反应。这种反应看来亦具推想和猜测的成分，当不得真。
这场牵涉到中德两方的文化官司（所谓“赛瓦公案”），从庚子年一直打到今天，说来说去还是纠结在两个根本问题上：第一，赛金花在德国时是否就结识了瓦德西？第二，瓦德西在北京时是否同赛金花有过什么事？德国人几乎全部予以否认（最近最权威的研究结论是，瓦德西同赛金花没有过什么事，他们根本不认识）；中国人对第一个问题是无从判断，对第二个问题则予以肯定，但对他们亲密关系程度上存在分歧。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仇恨赛金花，因为她毕竟是一位社会的受压迫者。北京社会长期以来都对赛金花报之以善意。
赛金花一生真实的经历和遭遇就已非常奇特，再加上曾朴《孽海花》中戏剧化的渲染，一时之间，以赛金花为主题的小说、戏剧、诗文、曲艺等大量涌现。北京大小胡同的戏园子里，都有排演《状元夫人》《公使夫人》《赛金花与瓦德西》一类的戏，在民国初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都曾热闹过一阵。这事终于惊动了战后德国魏玛政府的驻北京使馆。德国大使让使馆唯一精通汉语的参赞汉斯·毕德尔博士(Dr. Hans Bidder)去了解一下，在北京的某小戏园里把瓦德西元帅搬上舞台，具有什么倾向。毕德尔去了，看了和听了这出戏，第二天报告大使：“我们德国人长期以来从未被评价得如此之好！ 一位中国妇女亲近地向元帅转达了被打败的中国人民的担忧和贫困，而元帅就予以援手，干预那些他有可能干预的事。”此事引起作为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毕德尔的好奇，他开始广泛而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赛金花和瓦德西的关系，并发现一整系列由传说、童话、故事、戏曲乃至小说组成的文艺作品，都是一个调门儿，一种倾向，就像他第一次看的戏。他继续干下去，并发现赛金花竟然就居住在北京，他几次亲自往访，并成为贫困潦倒的赛金花的热心资助者之一。
这位严谨的学者终于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直到20年后的1954年，才向他的忘年交，瓦德西的重侄孙于尔根·瓦德西伯爵(Jürgen Graf von Waldersee)透露。毕德尔在致于尔根·瓦德西的信中明确写出：“起初我对该事件的真相和诸多传说的真实性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后来从许多许多方面通过数百见证人和原始文献向我证实，赛金花同您的高叔祖会面了。”毕德尔是笔者所知道的承认赛瓦相会并有亲近关系（不涉及淫乱）的第一位德国人。当于尔根·瓦德西这位现任的瓦德西家族族长把毕德尔的这封信（复印件）赠给笔者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美丽的真实故事。”
瓦德西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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