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96年5月，在北京华龙街闹出了个大笑话。
有个馆子刚张罗起来没几天，就被楼上开澡堂子的老板领着一帮人给稀巴烂了。
起因简直没法听：澡堂老板车胎让人扎了，非赖是楼下馆子干的。
啥证据没有，话也不让说，十几条大汉抄着棍棒冲进大厅，把盘子碗砸得粉碎，三个大厨被打得满脸是血。
片警来了以后，看着满地狼藉，居然劝道：算了吧，私下解决。
那年头在北京，这事儿不新鲜。
特别是外地人做买卖，都讲究个忍气吞声，赔钱免灾，图个以后还能接着干。
那个女掌柜赶过来时，正瞅见自家年轻伙计蹲在地上抹眼泪，脸上全是血道子。
边上的熟人，甚至那个来调解的民警都给她递话：不想吃哑巴亏，赶紧找人摆平，或者把家底亮出来震震他们。
其实只要她乐意，哪怕只挂个电话，或者把身份证往桌上一拍，那个不可一世的澡堂老板估计当场就得吓趴下。
为啥？
她叫毛小青。
她的大伯，是毛泽东。
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看着受伤的伙计和稀碎的铺子，她选了个最笨、最耗神的路子：
死活不私了，非要报警，跟丫走法律程序。
即便这没让她立马讨回公道，哪怕那帮人还挺横，她也硬是没把那个惊天动地的身份透露半个字。
图啥呢？
这就要算一笔关于“特权”和“脸面”的细账了。
这笔账怎么算，根子得追到1969年。
那年国庆，北京风声挺紧，北边边境不太平。
毛主席特意让人把堂弟毛泽连一家子接进中南海聚聚。
那是15岁的毛小青头一回见着大伯。
那场面，跟后来那些“大院子弟”聚会根本不是一码事。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头发随便扎个皮筋，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津津的。
主席问她：“打算干点啥呀？”
小青鼓起劲说：“大伯，我想去当兵。”
在那时候，能参军是无数年轻人的心愿。
凭毛主席一句话，这压根就不叫个事儿。
按说，大伯应该高兴，随手批个条子就完事了。
可主席摆了摆手。
这话听着家常，理儿却硬得很：
你是毛家人，就不能搞特殊。
正因为你是毛家人，更得凭本事吃饭。
回了湖南，毛小青真就没再提走后门的事。
她老老实实读完高中，硬是靠分数考进了湖南军区通讯站。
在部队待了好几年，战友们谁也不知道她是毛主席的亲侄女，只知道这女兵干活实诚，不偷懒。
这种“隐姓埋名”的作风，一直带到了1976年转业。
她分到了湖南广播设备厂。
那是技术活，车间里老爷们儿多，吵得脑仁疼，全是力气活加细致活。
有人翻着档案嘀咕：“听说她是韶山毛家的？”
换了旁人，没准借着这点风声混个闲差。
毛小青倒好，装听不见。
她扛着工具箱，跟着老师傅钻地沟、下车间，弄得一身油泥。
有回评先进，她的名字报上去了。
会上，有个不知情的老工人随口给否了：“年轻，没经验。”
这话传到她那儿，她一声没吭。
不解释，不叫屈，更没搬出家世来压人。
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一旦动了“主席侄女”这张牌，人家敬的是那个姓，不是她毛小青。
只有把这光环藏起来，干出的业绩才算自己的。
后来，她调去东方宾馆管餐饮。
这活儿看着光鲜，其实累人。
身为何副总助理，她本可以坐办公室里喝茶指挥。
可她又选了那条笨路。
系上围裙下厨房，从切菜洗碗练起。
为了摸清采购里的猫腻，她半夜爬起来查账单，大清早跟着货车去菜市场盯菜价。
连送菜司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也没人晓得这个精明的女管事到底是何方神圣。
直到1996年，北京来个电话，把这平静日子打破了。
是堂妹李讷打来的：“小青啊，北京缺个像样的毛家菜馆，咱们家人也该做点实事。”
这话说到她心坎里了。
这时候她都四十多了，带着一帮湖南老乡，一猛子扎进了北京的生意场。
谁承想，这一脚，直接踩进了泥潭。
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那会儿北京生意圈，水深不见底。
她租的那铺面，房东是个“变色龙”。
签合同前，胸脯拍得震天响，保证水电没问题、租期稳当。
字刚签完，脸就变了。
供货商莫名其妙不送货，水电隔三差五搞“技术故障”。
最长那回，停电停了四天四夜。
冰柜里的肉臭了，客人退座，伙计们满腹牢骚。
她拿着合同找房东讲理。
房东瞅她是个外地女流之辈，根本没拿正眼夹她，一挥手打断她念条款：“你要是不服气，去法院告我呗。”
在那个法治环境还在慢慢建设的年代，这话跟耍无赖没两样。
紧接着，就是楼上澡堂子那场全武行。
这会儿，摆在她面前其实就两条路。
路子A：把身份亮出来。
管他是房东还是澡堂老板，哪怕是那个片警，只要晓得她是毛主席亲侄女，那态度绝对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甚至不用她张嘴，自然有人帮她把这些“小鬼”扫地出门。
这是捷径，一劳永逸。
路子B：死磕到底。
像个平头百姓一样，跑派出所录口供，去法院排大队交材料，忍受漫长的取证、调解、扯皮。
还得忍受生意一落千丈，忍受伙计人心浮动，忍受对手看笑话。
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手里握着那样的王炸，恐怕早就选A了。
可毛小青偏偏选了B。
朋友气得直跺脚，劝她：“你干脆把身份亮出来，谁还敢欺负你？”
她歪过头，回了一句：“那我以后遇着事，是靠名字还是靠法律？”
这话，把她的底色全露出来了。
她不是不懂变通，她是不能变。
她爹毛泽连，两眼看不见，一辈子窝在韶山那间破瓦房里，连组织送去的鸡蛋都要退回去。
那个家族的家风就这样：有苦自己咽，有难自己扛，绝不向组织伸手，绝不拿名头换好处。
如果她在北京为了这点生意是非亮了底牌，赢是赢了，但毛家的那根脊梁骨，就弯了。
所以，最难熬的那阵子，后厨就剩仨人。
她自己端盘子，自己拖地，大晚上坐在收银台后面拨算盘，为了几斤辣酱的运费跟老家亲戚磨半天嘴皮子。
对外她就一句话：“我是湖南人，做饭的。”
这种“笨”法子，最后赢没赢？
赢了。
因为没有特权护着，她必须把菜做得地道，把服务做到位。
慢慢地，有人闻着红烧肉的香气进来了。
有人发现这店虽然破点，但味道正，老板实诚。
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一点点活过来了。
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澡堂子和骗人的房东，最后也在法律的框框里得到了收拾，虽然这过程长得让人脱层皮。
等饭馆彻底站稳了脚跟，毛小青干了件让伙计们看不懂的事。
她花了大半年功夫，请人反复量尺、设计，在饭馆里一比一复刻了毛主席在韶山的老宅。
员工私下嘀咕：“老板这不是瞎折腾吗？
谁吃饭还看这个？”
这又是一笔“经济账”算不过来的买卖。
但在毛小青看来，这是她的魂。
“韶山厅”弄好后，墙上挂着主席像和家书，桌上摆着他生前爱吃的米豆腐、炖泥鳅。
这儿成了毛家后人、老部下和湖南老乡在北京的一个落脚点。
大伙来这儿，不是因为这是“名人开的店”，而是因为这儿有股子熟悉的味儿——那种不搞特殊、踏实做事的味儿。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逢12月26日主席诞辰，毛小青都要亲自坐镇，给每位进店的客人煮一碗长寿面。
哪怕店越开越红火，这碗面她始终坚持亲手煮。
在她抽屉里，常年压着厚厚一摞回执单：捐给红军小学的，捐给孤儿院的，捐给穷山沟的。
数额不算惊天动地，但年年不断流。
回过头再看1996年华龙街那场风波。
要是当初她一怒之下亮了身份，或许能出一时之气，但也就是北京城多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段子。
而她选了沉默和忍耐，却守住了一个红色家族最金贵的体面。
这笔账，她算得比谁都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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