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成都那座大院里,气氛怪得很。

住在同一个院儿里的两户人家,当家的老爷子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红军,肩上扛的星都不算少,当初也都在贺龙老总手底下摸爬滚打过。

照理说,这种能在战场上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交情,没事儿的时候还不凑一块儿喝两口、摆摆龙门阵?

可偏偏事与愿违。

这两家人,那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几十年下来,硬是把对方当成了空气。

别提串门儿唠嗑了,就是面对面碰上了,连个眼神都不给。

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看着难受,好几回跑去当“和事佬”,想着把这疙瘩给解开。

结果咋样?

这边刚点了点头,那边死活不松口;好不容易把那边那头牛拉回来了,这头又把脖子梗上了。

让这两位从红军时期就认识的老战友翻脸不认人、大半辈子不说话的理由,说出来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就是因为一副猪大肠。

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现在,那是真没法理解。

不就是点猪下水吗,至于结这么大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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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在1932年的那个春天,这笔账算法可就不一样了。

那会儿红军日子过得苦啊,别说见荤腥,能把肚子填饱都算过年。

全连上下那个乐啊,眼睛都冒绿光。

战士们肚里的馋虫早就把这头猪“吃”了百八十遍了。

这时候,管灶台的炊事班长周树槐动了心思。

按那会儿的规矩,有肉得全连一块儿吃,官兵一致,这是铁律,雷打不动。

炊事班毕竟守着锅台,这就是“近水楼台”嘛。

周树槐也是穷苦人出身,看着那堆猪下水,心里就犯嘀咕:这玩意儿虽说比不上大肥肉,但好歹也是肉啊,我们在灶上烟熏火燎忙活半天,先尝两口不过分吧?

脑子一热,周树槐领着炊事班几个弟兄,悄没声地开了个小灶,把那些猪下水煮煮给分了。

一听说炊事班把猪下水给私吞了,当场火就蹿到了脑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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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家兄弟,吃两口猪大肠算多大点事儿?

他本是湖北松滋的一个穷光蛋,家里穷得叮当响,好不容易讨了个媳妇叫周幺妹。

他后来投奔红军,就是冲着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门收拾那些欺男霸女的“权贵”来的。

再说回那头野猪。

这是炊事班仗着手里有点小权,搞特殊化!

今天敢偷吃猪下水,明天是不是就敢倒腾军粮?

红军之所以能打胜仗,靠的就是大伙儿一个锅里搅马勺,官兵平等。

要是有了特权,这队伍还叫红军吗?

他二话不说,立马集合全连,当着大伙的面把炊事班骂了个狗血喷头。

要是事情到这就完了,顶多也就是个皮肉苦,长个记性。

坏就坏在,动手的那个兵没轻没重,手上没个准头。

那一顿棍棒下去,直接把周树槐的腰给打断了。

这一下,性质彻底变了味儿。

从整顿军纪的“公事”,变成了把人打残废的“私仇”。

他知道自己下手太狠,处理得过了火。

他主动跑去找周树槐赔礼道歉,认错。

可周树槐不买账。

换个角度想,周树槐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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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身子骨就是保命的本钱。

腰断了,就意味着没法打仗,意味着在随时可能急行军的环境里,自己成了个废人,甚至可能掉队、死在路边。

这笔账,是用下半辈子的前途来算的。

这一僵持,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两人从红军长征,一路走到抗日烽火、解放战争,最后都在成都军区落了脚。

明明在一个院里住着,却活得像两个世界的人。

他在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不要命。

湖北房山那一仗,右腿被炸飞,弹片嵌进骨头缝里;肚子被打穿,肠子流了一地,伤口都生了蛆。

整整一宿躺在路边,贺龙都以为他没气了,让人埋的时候才发现人还活着。

后来,他又伤了右眼,战事紧没顾上治,眼球都给摘了。

就是这么个连死神都不怕的硬汉,却始终不敢面对周树槐那冷冰冰的眼神。

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没法释怀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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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会儿的他,已经是风中残烛,没几天好活了。

那天,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

没戴领章的旧军大衣,手里拄着拐杖,哆哆嗦嗦地站着。

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死一般寂静。

门口的老头见状,也不再迟疑,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三晃地挪到了床边。

是周树槐。

这对顶牛了大半辈子的冤家,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终于又面对面了。

毕竟当初打人的是他,下令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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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人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那件事,是我做得不对,我给你道歉来了。”

他等这个原谅等了快五十年,做梦也没想到,最后等来的竟是对方的道歉。

为啥周树槐要道歉?

这其实是两位老军人在生命尽头的一种大彻大悟。

年轻气盛时,周树槐觉得委屈:我不就是贪嘴吃了几口猪下水吗?

至于把我的腰打折吗?

在那种绝境里,红军如果不狠抓纪律,如果人人都搞点小特殊,这支队伍早就散了架,根本走不到今天。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红军,周树槐心里跟明镜似的:虽说自己遭了罪,但在原则问题上,确实是自己先开了那个“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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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是我做得不对”,是他对军纪最后的认可,也是给这位老战友最后的解脱。

所有的恩怨情仇,所有的是非对错,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紧紧抱在一块儿,哭得像两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几十年积在心里的冰山,终于被这滚烫的眼泪给化开了。

这次见面后没多久,1987年2月,84岁的周树槐在成都闭上了眼。

他站在周树槐的灵前,好久都不愿走。

他送走的不仅仅是一位战友,更是那个一起经过生死、犯过错、受过伤、最后又互相原谅的时代。

这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恩怨,起头是因为一副猪大肠,收尾是在病床前的一个拥抱。

它留给后人的,不光是一个关于宽恕的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

犯了错就得罚,哪怕打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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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委屈要记,哪怕记半辈子;

但到了最后,道理还得讲清楚,是非还得掰扯明白。

这笔账,他们算了一辈子,最后算是给算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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