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里的人间:成都老舞厅,藏着男人卸不掉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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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丽,在成都抚琴这边一家老舞厅跳砂砂舞,算下来,也有七八年了。

成都的老舞厅,跟外头那些灯红酒绿的夜场不一样。

有震耳欲聋的电音,没得穿得花里胡哨的年轻娃儿,只有昏黄的灯光、磨得发亮的木地板,还有一股混杂着痱子粉、烟草味、老式发胶的味道。外头人说起我们这儿,嘴头子上总带点脏气,说这儿全是“骚味”,说进来的男人都不是啥正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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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着这个小舞池,看过上千个男客人,早就摸透了门道。

越是外头穿得周吴郑王、西装革履,领带打得笔直,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平时在公司、在屋头一本正经、半句废话都不得说的男人,脚一踩进我们舞厅的门,那身“壳子”,瞬间就垮了一半。

不是他们坏,也不是他们骚,是他们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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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个城市,看起来慢悠悠,喝盖碗茶、摆龙门阵、搓麻将,日子巴适得很。可只有在这儿听过无数句悄悄话的我才晓得,这座城里,藏着多少男人连喘口气都不敢大声的委屈。

他们走进来的那一刻,身上带的不是欲望,是一整个白天扛在肩上的重量。

先说上周来的那个凯哥。

那天下午,雨淅淅沥沥下得人心里发潮,舞厅里人不多,灯光昏沉沉的。凯哥是推门进来最显眼的一个——一身熨得平平整整的浅灰色衬衫,扣子一颗不落,从领口扣到下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上还拎着一个看起来就贵气的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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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愣了半天,像走错了地方,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那模样,一看就是外头的体面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办公室里的领导,说话轻声细语,连走路都怕踩脏了地板。

我被点过去的时候,他还坐得笔直,腰杆挺得跟竹竿一样。

我刚和他抱在一起,他突然就开口了,声音轻得像成都清晨的雾,生怕惊动了旁边的人,也生怕惊动了自己心里头藏了十几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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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妹儿,你晓得枇杷树不?老家院子头那棵,我十几年没回去了。”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抬头看他。金丝眼镜后头的眼睛,有点红,有点湿。

“小时候,我妈总在枇杷树底下给我剥枇杷,甜得很。后来出来读书,上班,成家,一年到头回不去一趟。去年想回去,妈走了,房子也空了,不晓得那棵树还在不在,结不结果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那是一个在外头硬撑了十几年的男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用装坚强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可以随便靠一靠、随便说两句心里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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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轻轻的,带着点颤抖,像个找不到家的娃儿。

他在外头,是别人眼里稳重得体的凯哥,是同事眼里靠谱的长辈,是屋头娃儿崇拜的爸爸,是老婆依靠的丈夫。可在这个昏黄的舞厅里,他只是一个想家、想妈、想小时候那棵枇杷树的普通人。

他的“不老实”,不过是想抓点温度,想找个人听他说一句没人愿意听的废话。

再说庄老三,一个创业的小老板,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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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老三每次来,手机都跟炸了一样,响个不停。微信消息、电话、语音,叮叮当当响得人心烦。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成都大大小小的装修工地,他都要跑,上要应付客户,下要管到工人,中间还要跟婆娘报账,一天二十四小时,恨不得掰成四十八小时用。

每次一进舞厅门,他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机,看都不看,直接按关机,往桌子上一丢,长长叹一口气,那口气,像是把扛了半个月的累,全都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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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这儿,能名正言顺关机一个小时。”他每次都这么说。

在外头,他不敢关机。客户找他,工人找他,家人找他,他一关机,天就塌了。他是整个家的顶梁柱,是公司的主心骨,他要是倒了,一大家子人都要跟着慌。

所以他只能硬撑。

撑到实在扛不住了,就往我们舞厅钻。

关了机,没人找得到他,没人催他签合同,没人问他要钱,没人跟他说家里的鸡毛蒜皮。在这一个小时里,他不是庄总,不是老板,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他只是庄老三,一个想安安静静歇口气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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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会动手动脚,也会说两句玩笑话,在外头人看来,妥妥的“不老实”。

可我晓得,他啥子都清楚,啥子都明白。他晓得分寸,晓得底线,晓得哪些能做,哪些不能碰。他所谓的“不老实”,不过是在这短暂的自由里,放纵一下被生活捆得死死的自己。

揉脚的时候,他会跟我摆龙门阵,说工地的麻烦,说客户的刁难,说娃儿读书的压力,说婆娘不理解他的累。

他说:“阿丽,你不晓得,我在外头笑一天,脸都僵了。只有在这儿,我不用笑,不用装,不用怕别人看到我累。”

手机关机的这一个小时,是他一天里头,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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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间一到,他开机,手机瞬间又炸了。他立马收起那副放松的样子,重新戴上严肃的面具,接电话的时候语气干脆利落,又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庄老板。

刚才的放松、疲惫、心里话,全都藏起来。

走出这个门,他又是那个顶天立地、不能倒下的男人。

很多人说我们舞厅脏,说我们这行下贱,说进来的男人全是一身骚味,满脑子歪心思。

我干这行七八年,揉过的脚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听过的故事比成都老茶馆的说书先生还多。我从来没觉得他们骚,我只觉得他们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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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骚,那是卸下盔甲之后,露出来的一点点真。

成都的男人,大多都这样。

在外头,要撑起一个家,要撑起一份事业,要撑起别人对他的所有期待。他们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是老板,是员工,是顶梁柱,唯独不是自己。

他们不能哭,不能累,不能抱怨,不能示弱。

婆娘累了,可以跟老公撒娇;娃儿累了,可以抱到妈哭;就连老人不舒服,都可以喊儿女照顾。唯独男人,连说一句“我好累”,都要挑时候,都要怕别人说他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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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才往我们这种老舞厅钻。

不是为了耍流氓,不是为了搞啥子见不得人的事,就是为了找一个地方,把身上那层厚厚的盔甲脱下来,歇一歇。

舞厅里的灯光暗,没人认得你;音乐慢,不用赶时间;揉脚的力道重,能把一天的酸痛都揉散。在这里,你可以说几句平时不敢说的话,可以做几个平时不敢做的小动作,可以不用端着,不用装着,不用硬撑着。

他们的手不老实,不是色,是孤独。

他们说几句玩笑话,不是坏,是压抑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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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这儿一坐,一躺,一关手机,不是逃避,是续命。

我见过太多男人,进来的时候眉头皱得紧紧的,脸上面无表情,一身的疲惫都快溢出来了。揉完脚,走的时候,眉头舒展了,脸上有了点笑意,脚步都轻了不少。

他们带走的,不是啥子暧昧,不是啥子荒唐,是短短一小时的放松,是一口憋了很久的气,是一句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我经常蹲在舞池边,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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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穿工装的工人,刚从工地下来,一身灰,往这儿一坐,话都不想说,只想安安静静揉个脚;

有开出租车的师傅,跑了一天车,腰杆痛,脚杆肿,进来花点钱,让自己舒服一下;

有写字楼里的白领,西装穿得笔挺,脸上挂着职业假笑,一进舞池,瞬间就松了;

还有退休的老大爷,儿女不在身边,屋头冷清,往这儿坐一坐,有人说说话,就觉得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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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进来,都带着一身的疲惫,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没处说的委屈。

成都的生活,看起来巴适,其实压得人喘不过气。房价、车贷、娃儿读书、老人看病、工作压力、人情世故……哪一样不是压在男人脊梁上的石头?

生活把他们的脊梁压弯了,却压不住他们那颗想透口气的心。

我们这行,在外人眼里,是揉脚的,是伺候人的,是上不得台面的。可只有我们自己晓得,我们揉的是筋骨,摸的是酸痛,听见的,却是完完整整的人间。

我听过男人哭,听过男人笑,听过男人抱怨,听过男人忏悔。我听过他们说对婆娘的愧疚,对娃儿的亏欠,对父母的思念,对生活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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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话,他们不会跟老婆说,怕老婆担心;不会跟娃儿说,怕破坏自己的形象;不会跟朋友说,怕被人笑话;不会跟父母说,怕老人操心。

只能说给我们听。

说给一个陌生的、不会外传的、安安静静听他摆龙门阵的人听。

舞厅里的那点“不老实”,那点看似“骚气”的举动,不过是他们在漫长的压抑里,偷偷伸出来的一只手,想抓一点点温暖,想找一点点存在感,想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台只会赚钱、只会硬撑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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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送走客人,看着他们重新穿上外套,整理好衣领,走出舞厅的门,重新融入成都的车水马龙里,我都晓得。

门一关上,刚才那个放松的、真实的、敢说心里话的他,就消失了。

门外,是责任,是压力,是盔甲,是不得不继续扛起来的一切。

门内,是短暂的自由,是卸下的疲惫,是不用伪装的自己。

成都的老舞厅,就像一个巨大的树洞。

装下了这座城市里,所有男人不敢说的秘密,不敢流的眼泪,不敢露的脆弱。

那些被生活磨得通红的脚,那些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脊梁,那些藏在西装革履底下的孤独,都在这一方小小的舞池里,找到了一点点安放的地方。

我还是每天守在这里,揉脚,听故事,看人间。

不再有人跟我说,这里全是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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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晓得,这里全是生活,全是心酸,全是一个个普通人,在艰难的日子里,拼命想活下去、想活得稍微舒服一点的模样。

这就是成都,这就是舞厅,这就是藏在烟火气底下,最真实的人间。

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不容易。

每一个硬撑着走出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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