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藏书阁里，一部耗时94年编纂的史书静静躺在架子上，它的每一页都浸透着两个王朝的恩怨情仇。
01 修史工程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城春寒料峭。紫禁城内，一场特殊的“招聘考试”正在进行。71名汉族学者被召集至此，他们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最复杂的修史工程——编纂《明史》。
这些学者不知道，他们即将参与的是一项耗时94年的浩大工程，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更没想到，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将成为后世争论的焦点。
康熙皇帝对总纂官徐元文说：“明史关系重大，必使后之观者，知得失之鉴。”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暗含深意——清朝需要一部怎样的明朝历史？
02 篡改疑云
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终于刊印成书。共332卷，约280万字，规模空前。但很快，敏感的学者发现了问题。
明朝遗民查继佐在私人笔记中写道：“今之修史者，多避忌讳。”他举例说，关于清军入关前的历史，特别是努尔哈赤曾为明朝建州卫指挥使的事实，被刻意淡化。
更明显的是对明清战争的描述。萨尔浒之战，明朝集结11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后金，结果惨败。但《明史》中对此战的记载极为简略，对明军指挥失误的具体细节语焉不详。
著名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指出：“《明史》于清室之先世，多所隐讳。”他统计发现，涉及清军入关前与明朝关系的记载，有47处明显存在删改痕迹。
03 史料审查
清朝编纂《明史》时，对原始材料进行了系统筛选。康熙四十年（1701年），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明朝史料，共收集到各类文献3万余卷。
但征集之后是严格审查。所有涉及清朝先世、明清关系、明末抗清斗争的记载，都要经过专门机构的审核。
乾隆年间更甚。编纂《四库全书》时，朝廷借修史之名，大规模销毁“违碍书籍”。据现代学者统计，这一时期被全毁或抽毁的明史类书籍达2400余种。
明朝遗民张岱的《石匮书》因详细记载了清军暴行，被列为禁书。直到民国时期，这部重要的明史著作才重见天日。
04 数字游戏
《明史》中一些数字记载引发后世质疑。最典型的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明史·流贼传》记载张献忠“屠蜀”，“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显然荒谬——明末全国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四川怎么可能有六万亿人被杀？
现代学者考证认为，这可能是将“六十万”误写为“六万万”，或是故意夸大以凸显农民军的残暴，从而反衬清朝入主的“正当性”。
另一个可疑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明史》称此案“株连数万人”，但明代档案显示实际受惩处官员约1500人。这种夸大在《明史》中并非孤例。
05 人物重塑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明史》编纂中最敏感的部分。编纂者必须在不触怒清朝统治者的前提下，为前朝人物“盖棺定论”。
明成祖朱棣的记载就很微妙。《明史》肯定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但对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过程轻描淡写，特别是方孝孺被诛十族这样的血腥事件，只用“戮其族”三字带过。
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评价更是精心设计。《明史》称赞他“慨然有为”，但强调“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历史必然和崇祯的个人局限，而非清朝的崛起。
这种笔法被史学家称为“春秋笔法”——通过微妙的措辞变化，传达政治立场。
06 遗漏之谜
《明史》最大的问题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没写什么。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明末重大事件，但《明史》只在《荷兰传》中简略提及，未给郑成功独立立传。直到乾隆年间，清朝统一台湾后，才在《清史稿》中补充了相关记载。
南明历史更是被严重压缩。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前后延续18年，涉及大半个中国的抗清斗争，《明史》只用寥寥数卷草草带过。
明末思想家李贽的著作因批判儒家正统，在清朝被禁，《明史》也仅用百余字介绍其生平，对其思想价值几乎不提。
07 客观之处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明史》并非全不可信。在不过多触及清朝敏感神经的领域，编纂者展现了相当的史学素养。
明代典章制度的记载就相当详实。《食货志》六卷详细记录了田制、户口、赋役等经济制度；《河渠志》六卷系统整理了黄河、长江等水系的治理情况。
这些内容主要依据明代官方档案，如《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对明代科技文化的记载也相对客观。《天文志》三卷记载了明代天文观测成果；《艺文志》四卷收录了明代著作目录，保存了大量文献信息。
08 史学价值
《明史》的编纂集中了清代最优秀的学者。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等总纂官都是当时顶尖史学家。
他们创立了“以实录为据，参以野史”的编纂原则。虽然“实录”本身也有篡改，但比起完全凭空捏造，这种方法保留了相当多的原始信息。
《明史》的体例也有创新。增设《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等类传，反映了明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现象。这种分类方法被后世修史者借鉴。
更重要的是，《明史》保存了大量今已失传的明代史料。编纂时引用的3200余种文献中，约三分之一后来散佚。若无《明史》，这些历史信息将永远消失。
09 如何阅读
现代读者该如何看待《明史》？史学家陈垣提出“对照阅读法”——将《明史》与明代档案、私人史著、朝鲜《李朝实录》等对照研究。
例如，关于万历朝鲜之役，《明史》记载与朝鲜《宣祖实录》、日本《征韩录》相互印证，就能还原更完整的历史图景。
另一个方法是“逆向阅读”——特别关注《明史》中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内容，这些往往是历史真相的关键所在。
如明末清初的江南抗清斗争，《明史》记载简略，但结合顾炎武、黄宗羲等遗民的著作，就能发现被官方历史掩盖的民众记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史》最后修订完成时，总纂官于敏中在奏折中写道：“明史修纂，凡三易稿，历六十余年，始成定本。”
他特意强调“务求核实，不敢稍有隐讳”。但就在同一时期，乾隆皇帝正在全国范围内查禁“违碍书籍”，销毁的明史资料不计其数。
今天，当我们翻开这部厚重的史书时，看到的不仅是明朝276年的兴衰，更是两个王朝在历史书写上的博弈。
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在官方修订的典籍里，而在那些被涂抹的字句间、被销毁的文献中、被遗忘的记忆深处。 每一部正史都是一面镜子，既照见前朝的得失，也映出当朝的心思。
《明史》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发生的事，而是后人选择记住的事。#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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