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上海的秋风里，吹散了一位老人的故事。
钱可久走了，93岁，在这个秋天。名字听着陌生，但要是你家有长辈念叨过“仁济医院有个看脑子的大夫，本事大得很”，那十有八九说的就是他。
1932年，钱可久生在浙江鄞县。那是个什么年头？东北已经沦陷，上海滩的炮火味儿越来越浓，普通人家能活下来就是本事。他偏不，愣是从战乱里一路考进上海第二医学院，1957年毕业，一脚踏进仁济医院，从此再没挪窝——这一坐，就是六十多年。
那时候的神经内科，说白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CT，没有核磁，病人头疼欲裂地来，大夫全靠问、靠摸、靠经验。钱可久偏不信邪，硬是把中医那套望闻问切，和西医的神经解剖揉在一块儿。这事儿听着简单，做起来？好比让京剧演员跳芭蕾，路子不对付。可他愣是成了，成了国内最早那批中西医结合看神经病的专家。癫痫、头痛、眩晕，这些西医有时候也挠头的毛病，到他手里，汤药西药一起下，反倒顺了。
1985年，53岁的钱可久入了党。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几年，百废待兴，知识分子憋着一股劲儿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没闲着，1988年评上主任医师，1989年就捧回个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那年代，这奖的分量，搞科研的都懂。后来他又主编《实用神经病学》，办《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杂志》，当主编。别人退休了遛鸟下棋，他倒好，退休了还给人看病、带学生、写文章，80多篇论文，摞起来比枕头还高。
有一回，学生问他：“钱老，您这中西医结合，到底怎么个‘结合’法？”他乐了，拿手比划：“西医是看树，中医是看林。光看树，不知道林子咋长；光看林，又看不清哪棵有病。你得两头跑，跑熟了，就知道哪棵树该浇水，哪片林子该砍柴。”这话糙，理不糙。后来学生把这话传出去，科室里小年轻们私下嘀咕：这老爷子，是个明白人。
1992年，他拿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同一年还得了医学科技贡献证书。奖状摞了一抽屉，可他最宝贝的，反倒是学生们送的一个搪瓷缸子，上头印着“桃李满天下”。用了几十年，底儿都磕掉了瓷，还舍不得扔。
10月6号上午9点，钱可久在医院走了。巧的是，他待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离开的地方。护士说，老爷子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床头柜上还压着一本翻旧了的《神经科手册》，那是他早年编的，书页边儿都卷了毛。
人走了，事儿没完。他编的那些书，还在医学院的课桌上被翻来翻去；他定的那些诊疗路子，还在诊室里用着；他带出来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了专家，正带着更年轻的医生，对着片子琢磨病人的脑子。
这世上的人，大多数来了、走了，像风吹过，没留下什么。可也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把自个儿磨成一颗钉子，钉在一个地方，钉了一辈子。钉子会锈，人会老，可钉过的地方，总归比别人结实些。
钱可久这辈子，值不值？你看那诊室里，年轻大夫对着疑难杂症不再挠头，翻翻书、问问人，心里有了底——那底里，就有他垫的那块砖。
人活93年，能留下几块让人踩实的砖，够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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