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查出肺癌晚期那天，家里天都塌了。

我们一大家子围在医院走廊里，哭的哭，叹的叹，我爸攥着那张薄薄的病历纸，手都在抖。医生说得很明白，晚期，扩散了，治也是耗着，人受罪，钱也花光，意义不大。

所有人都在想怎么劝三叔住院，怎么找偏方，怎么凑钱，可三叔自始至终没掉一滴泪，也没说一句丧气话。他只是接过那张病历，看了两眼，转身走到医院楼下的垃圾桶旁，掏出打火机，点着了。

火苗窜起来，那张决定他生死的纸，转眼就成了灰。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跟我们说：“不治了，回家。”

我们都以为他是接受不了，崩溃了，疯了。劝他、骂他、求他，他都只是摇头，一句话：“这辈子活得憋屈，剩下的日子，我想按自己的来。”

三叔这辈子，真的太憋屈了。

他今年五十八岁，打了一辈子工，在工地搬过砖，在工厂看过机器，前半生伺候爹妈，给老人养老送终，后半生帮衬家里，我哥买房他出钱，我上学他掏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三婶走得早，没留下孩子，他就一个人过，省吃俭用，把所有的好都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在我们眼里，三叔就是个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老好人，永远在付出，永远在将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念想。

谁也没想到，临到生命尽头，他会这么倔。

回家之后，三叔没躺床上等死，反而收拾了东西。翻出了家里放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补了胎，换了链条，又买了个简单的背包，塞了几件换洗衣物，一顶帽子，一个水壶，就这么准备出发。

他要骑车去西藏。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一个快六十岁的人，肺癌晚期，连走路久了都喘，居然要骑车去那么远的地方？高原、缺氧、山路、风雨，随便哪一样，都能要了他的命。

我们拦着，不让他走，把他的自行车藏起来，把他的包收起来，可三叔铁了心。他没跟我们吵，只是安安静静地说：“我这辈子，听了一辈子别人的话，干了一辈子不想干的活，忍了一辈子不想忍的事。现在我没几天了，就让我走一趟吧，死在路上，也比死在病床上插满管子强。”

那句话，戳得我们所有人说不出话。

是啊，他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连最后一段路，我们还要把他绑在病床上，让他熬日子，是不是太残忍了？

最后，我们松了手。

出发那天，天刚亮，三叔推着自行车，背着包，穿了件旧外套，跟我们挥挥手，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骑车上了路。背影瘦瘦的，却异常挺拔，一步步，骑向远方，没有回头。

我们在家度日如年。每天都提心吊胆，怕他在半路出事，怕他病倒，怕他没人照顾，手机不敢关机，就怕错过他的消息。可他一路上很少打电话，偶尔发个定位，简单说一句“我没事”，就没了下文。

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喘不上气，有没有疼得睡不着，有没有在无人的路上偷偷难过。

两个月，整整六十天。

就在我们快要撑不住，准备出去找他的时候，邮局打来了电话，说有我们的明信片。

我跑着去取，那张明信片带着一路的风尘，边角都磨毛了。背面是西藏的蓝天、白云、雪山，美得不像话。正面，是三叔歪歪扭扭的字：

“我到了，天很蓝，风很轻，我不疼，也不后悔。你们好好过日子，别想我。”

没有落款，没有多余的话，短短几句，我拿着明信片，站在邮局门口，哭得站不住。

后来我们才断断续续知道，这两个月，三叔一路骑，一路停，累了就找个小旅馆歇脚，饿了就吃碗面，疼了就歇一会儿，实在难受就吃点止痛药。他没走高速，专挑小路走，看遍了沿途的风景，见了从没见过的山，趟过从没见过的河，终于到了他梦里想去的地方。

他没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没有靠药物维持生命，活得没有一点尊严；更没有让我们为他花光积蓄，拖得一家人喘不过气。

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他烧掉的不是病历，是绑了他一辈子的枷锁；他骑向的不是西藏，是他这辈子从没活过的自由；他寄回的不是一张明信片，是他对我们最后的交代，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圆满。

回家之后，三叔很平静。没有痛苦，没有不甘，半个月后，在睡梦里安安静静地走了，脸上带着笑。

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最喜欢的那片山脚下，风一吹，就跟着云走了，像他这辈子，终于自由了。

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三叔，想起他烧病历的样子，想起他骑车远去的背影，想起那张带着雪山的明信片，心里还是又酸又暖。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值得？

是攒一辈子钱，还是忍一辈子苦？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还是困在无奈的生活中？

三叔用他最后的日子告诉了我：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活得多久，而是活得痛快，活得像自己。

别等来不及了，才想起要为自己活一次。

人生很短，别委屈自己，别将就度日，心里想去的地方，早点动身；心里想过的日子，别再拖延。

三叔走了，可他的自由，永远留在了那片雪山之下，也留在了我们每个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