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最终评定出10位大将、55位上将。在授衔筹备阶段，大将名额曾拟定为15人，后因编制平衡、职务统筹、历史贡献综合考量，压缩为10人。有5位上将在预授名单中位列大将候选，无论资历、职务、战功，均满足大将军衔评定标准，是扩编后最合理的入围人选。他们分别是萧克、张宗逊、王震、宋任穷、周纯全。
此次授衔以现任职务、革命资历、军事贡献、山头平衡为核心依据，大将作为仅次于元帅的军衔，需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团级、方面军级或战略区高级指挥职务，同时兼顾各主力部队与军兵种的代表性。以下五位上将，均符合这一硬性标准。
萧克是全军公认资历最深的上将，也是最接近大将的人选。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与贺龙共同指挥主力部队，是红军时期方面军级副职指挥员，职务高于部分最终授大将的将领。抗日战争时期，萧克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与萧劲光、陈赓等大将同期担任师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华北战场军事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与大将层级一致。在15人大将方案中，萧克长期位列首位，因最终名额压缩，才被定为上将之首。
张宗逊是红一方面军核心骨干，早年参与秋收起义，跟随中央红军转战南北。22岁担任红36师师长，是红军早期高级军事指挥员，后负责红军大学教育工作，为全军培养指挥人才。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解放西安、兰州等重镇，是西北野战军的核心指挥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副总参谋长，职务与多位大将相当。红一方面军在大将中已有多人入选，为平衡各方面军比例，张宗逊最终授上将，但若大将扩至15人，他必然在列。
王震的军事生涯贯穿革命全程，资历与贡献兼具代表性。土地革命时期，他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与萧克搭档率部担任长征先遣队，为红二方面军会师与长征胜利发挥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359旅开垦南泥湾，同时开展对日作战，兼顾生产与军事任务。解放战争时期，王震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解放青海、新疆，完成西北边疆的战略接管，为国家领土完整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新疆建设与边防工作，职务与贡献均达到大将标准。在预授名单中，王震始终是大将候选，因名额限制与部队平衡，最终授上将。
宋任穷是秋收起义出身的政工与军事双优将领，兼具资历与代表性。土地革命时期，他在中央苏区担任团、师级政治职务，参与反“围剿”作战，长征中负责部队政治工作与组织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任冀南军区司令员，整合地方武装与主力部队，构建华北敌后抗战重要支点。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中原、华东战场指挥，负责后勤保障与政权建设，为渡江战役、解放西南提供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任西南军区副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参与授衔筹备工作，职务层级与大将一致。他代表秋收起义与冀南根据地力量，在15人大将方案中占据稳定席位。
周纯全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人物，红军时期职务与地位突出。他参与黄麻起义，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工作，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红军时期少数进入中央决策层的将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他转向后勤与军工保障工作，负责部队补给、伤员救治与装备生产，为前线作战提供坚实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是军队后勤系统的奠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已有王树声授大将，周纯全因后期转向后勤、平衡政工与军事名额，最终授上将，但其红军时期的职务与历史贡献，完全符合大将评定条件。
1955年授衔并非单纯论资排辈，而是兼顾历史、现实与平衡的综合决策。10位大将覆盖了各主力方面军、军兵种与政工、军事、后勤领域，形成了合理的结构。若将大将扩至15人，萧克、张宗逊、王震、宋任穷、周纯全五位上将，能够补充红二方面军、西北野战军、后勤系统、冀南根据地的代表性，使授衔结构更完整。
这五位将领虽最终授上将，但其历史地位与军事贡献，并不逊色于十位大将。萧克的方面军资历、张宗逊的西北指挥、王震的边疆开拓、宋任穷的根据地建设、周纯全的红军早期职务，都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军衔是荣誉的载体，而非贡献的唯一衡量标准，他们的军事生涯与革命历程，早已证明其配得上大将的荣誉。
从授衔历史来看，这五位上将是15位大将方案中毫无争议的人选，也是军史研究中公认的“无冕大将”。他们的经历，折射出1955年授衔的严谨性与平衡性，也见证了开国将领不计名利、以大局为重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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