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俄罗斯朋友好奇发问：西伯利亚横跨1200余万平方公里，与中国近在咫尺，华夏大地曾诞生过汉、唐、元、明、清等雄踞东亚的强盛王朝，为何从未动过将其纳入版图的念头？
这并非源于国力不济，而是基于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务实判断——在传统农耕文明的尺度下，这片广袤冻土被清晰界定为“低效空间”，一切取舍皆出自真切可感的生存逻辑与治理成本权衡。
先看西伯利亚的自然禀赋，其严酷程度远超今人想象。
该区域逾八成土地常年处于极寒状态，冬季均温普遍低于零下35摄氏度，西伯利亚东北部个别站点曾录得零下67.7℃的极端低温；地下永久冻土层平均厚度达50至100米，部分区域连续冻结已逾百万年。
在缺乏现代御寒装备与集中供暖系统的古代，普通民众仅靠兽皮袍、火塘与地窖，在此越冬无异于直面死亡考验。
更棘手的是地理阻隔——夏季融冻交替导致大片苔原沼泽泛滥成灾，泥炭层松软如絮，人畜难行，木石难筑，连基本栖居条件都难以维系。
清初史料明确记载：宁古塔驻防营曾组织三支探路队北越外兴安岭，其中两队因失温截肢或深陷泥沼失踪，仅一队残部带伤折返，全员存活率不足两成。
据《黑龙江外纪》载，自宁古塔启程赴雅布洛诺夫山脉南麓，直线距离不过四百余里，但需绕行河谷、攀越冰脊、穿越无名湿地，耗时常逾三十五日；途中绝无人烟聚落，粮秣全凭肩挑背扛，一旦补给中断，唯有掘草根、煮树皮续命。
如此险境，非但无法屯垦设治，连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存续都举步维艰，历代中央政权自然不会将战略资源投向这片“生命禁区”。
再论资源适配性，今日所称“资源宝库”，在前工业时代实为沉重负担。
古代中华帝国的财政根基与社会稳定，高度依赖可耕作土地带来的稳定税源。华北平原一季小麦亩产可达120公斤以上，江南水田双季稻年均亩产逾300公斤，而西伯利亚绝大部分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表层多为砾石冻土或酸性灰化土，完全不具备粮食生产能力。
或有人提及毛皮与林木，但需知：明代宫廷所用貂裘多采自长白山与大小兴安岭南段，清代贡品体系中黑龙江以南猎户年供紫貂皮逾三千张，供应早已饱和；至于木材，从贝加尔湖东岸运出的松木抵达北京，陆路须经七道关隘、翻越四条主脉，单程耗时逾百日，运输损耗率高达83%，实际到货价值尚不及伐木人工成本的三分之一。
彼时既无蒸汽钻机开凿矿脉，亦无内燃机车转运矿石，西伯利亚蕴藏的镍、钴、钯、铀及数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在17世纪工匠眼中不过是质地坚硬的普通岩块，即便知晓其存在，也全然无法转化为现实收益。
相较之下，长江中下游平原每平方公里可承载人口超千人，年产粮食能供养数十万军队；关中平原“沃野千里”，自秦汉起即为国家军粮核心产区。这些区域不仅产出实物税赋，更能支撑驿站系统、科举网络与官僚体系运转，是王朝存续不可替代的“造血中枢”。
这背后，是中华文明延续四千年的底层认知范式：土地价值由单位面积粮食净产出决定，而非单纯地理坐标或名义主权。
从二里头遗址的粟作遗存，到良渚古城的水稻灌溉渠系；从秦代“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普查，到清代“摊丁入亩”对耕地的精准统计——黄河—长江流域始终是政治中心、经济重心与文化轴心三位一体的承载区。
反观西伯利亚，既不能纳粮征税，又必须常年派驻戍卒。按康熙朝兵部档案推算，若在勒拿河流域设一常规卫所（驻军五百），每年仅粮运一项，需从吉林乌拉调拨糙米六千石，经陆路转运损耗即达四千石，朝廷实际投入相当于产出的三倍有余。
明永乐九年设立的奴儿干都司，辖区最北抵至黑龙江入海口，理论上毗邻西伯利亚东南缘，但至宣德年间即告裁撤。《明实录》直言：“边镇粮运艰于转输，士卒多病殁，岁费巨万而无实益。”——财政不可持续，成为其退出的根本动因。
此外，中原王朝的地缘安全焦点，始终锚定在农牧交错带一线。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始，至秦筑长城、汉通西域、唐设安北都护府、明建九边重镇，防御重心恒定指向蒙古高原南缘。
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突厥骑兵纵横漠北，蒙古铁骑横扫欧亚——这些依托草原生态形成的高机动武装力量，凭借季节性迁徙与闪电突袭，屡屡威胁农耕腹地的粮食产区与人口中心。
为应对这一结构性压力，历代王朝持续投入占财政支出三成以上的边防经费。汉武帝征匈奴耗尽文景两朝积蓄；唐玄宗开元年间，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常备军达四十万人；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民夫逾三十万，骡马十余万匹。
当北方边境线每寸都需要重兵把守时，将有限兵力投向数千公里外的西伯利亚，无异于主动拆解自身防御骨架。历史经验反复验证：一旦长城沿线守备松弛，游牧势力便迅速南下劫掠，轻则毁田夺粮，重则围困京师。权衡利害，放弃遥远冻土，实为理性止损之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沙皇俄国的扩张动因——生存驱动型拓殖。
16世纪中期的莫斯科公国，国土狭小、气候寒冷、耕地稀少，黑麦亩产不足中国华北的四成，国家财政长期赤字，亟需外部资源填补缺口。
而西伯利亚的紫貂、北极狐、海狸毛皮，在欧洲市场享有“软黄金”之称。一张完整紫貂皮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售价相当于400公斤黑麦，可兑换三支燧发枪或两匹上等战马。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1623年贸易账册显示，当年输入西欧的毛皮中，68%源自鄂毕河—叶尼塞河流域，总价值折合白银27万两，相当于同期明朝全年盐课收入的1.8倍。
在此利益牵引下，哥萨克武装成为沙俄东扩急先锋。他们以河流为通道，以木堡为支点，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梯次推进，每占一地即强征“牙萨克”（毛皮税），强迫当地埃文基人、雅库特人以貂皮抵役。
自1581年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至1639年波波夫船队抵达鄂霍次克海，短短58年间，沙俄实际控制区向东延伸逾七千公里，将1320万平方公里冻土纳入统治版图。
中俄在西伯利亚南缘的首次实质性碰撞，即为17世纪后期的雅克萨之战。
1649年，哥萨克首领哈巴罗夫率百余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占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族聚居地，并修筑雅克萨城作为深入黑龙江流域的桥头堡，频繁劫掠村寨、掳掠人口、焚毁粮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完成平定三藩之乱，国力达鼎盛期。康熙帝审时度势，决意清除边境隐患，遂调集宁古塔、吉林乌拉水陆精锐近三千人，携红衣大炮十二门、子母炮三十六门，分两路围攻雅克萨。
清军虽未装备燧发枪与棱堡战术，但依托本土作战优势，构建严密包围网，切断俄军补给线，并利用冬季封江实施长期围困。两次战役后，俄军守备部队伤亡逾八成，幸存者多患坏血病与冻疮，最终被迫乞和。
1689年9月7日，双方代表在尼布楚城签署《尼布楚条约》，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为界，明确划定：岭南属大清，岭北归沙俄。条约采用满、俄、拉丁三种文本，互换钤印，全程平等协商，无任何割地赔款条款。
这份文件不仅是清朝首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协定，更以外交实践印证：清廷完全具备捍卫疆域的能力，其未向北拓展，并非军事弱势所致，而是基于对治理效能、经济回报与战略优先级的清醒评估。
此后两百余年，中俄东部边界虽经历晚清《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调整，但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主干框架始终未变。
2004年10月14日，《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就黑瞎子岛（大乌苏里岛）、阿巴该图洲渚等最后争议地段达成共识，标志着两国长达四百余年的边界问题彻底终结。
归根结底，领土的历史价值，从来不由纸面面积定义，而取决于它能否嵌入特定文明的发展轨道并持续释放正向动能。
对古代中国而言，农耕文明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唯有能稳定产出粮食、承载人口、生成税赋的土地，才具备真正的战略价值。西伯利亚纵然辽阔，却无法提供粮食盈余、无法支撑行政网络、无法形成税收循环——强行占有，只会拖垮财政、耗尽兵力、动摇国本。
而对16世纪的俄罗斯而言，西伯利亚毛皮是撬动欧洲市场的关键支点，是换取武器、技术与信贷的硬通货，是突破地理封锁的生命线。其扩张不是选择，而是生存必需。
历史早已给出答案：最成功的疆域决策，从不追求虚幻的“最大”，而专注寻找“最适”。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疆域演进，体现的不是退缩怯懦，而是对资源禀赋与治理边界的深刻认知；不是实力缺位，而是对成本—收益比的精密计算。
当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4300多公里共同边界已成为欧亚大陆最具活力的合作走廊——能源管道贯通东西，中欧班列昼夜驰骋，联合科考队深入贝加尔湖腹地。这条边界线，早已超越地理分界意义，升华为文明互鉴、互利共赢的实体纽带。
那些关于“为何不取西伯利亚”的疑问，本质上是对文明发展逻辑的误读。真正值得珍视的疆域，永远是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行稳致远、让文明生生不息的那一片热土。
参考消息：
不要西伯利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