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安徽省首任省长，用一生告诉我们：信仰就该如岩石，坚不可摧|一生|安徽省|延安|省长|难友

1912年的皖西，军阀混战的硝烟刚起，就把底层百姓的日子拖进了无边泥沼。六安裕安区的一个贫农家里，8月16日，一个男婴出生，父母给他取名黄家银——这个沾着泥土气的名字，藏着最朴素也最卑微的期盼：能挣点银子，一家人不挨饿、不受冻。可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这样的期盼，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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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银的童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干不完的活和受不完的委屈。8岁那年，他身高还不及水牛的肩高，就被父母送到财主家放牛。天不亮就得牵着比自己高大得多的水牛出门，踩着露水下田埂，直到天黑透、看不清路，才敢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财主的呵斥像家常便饭，打骂更是说来就来，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冬天裹着打满补丁的单衣，冻得手脚发紫，也只能硬扛。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一次意外。那天他实在太累，趴在牛背上睡着了，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胳膊重重磕在石头上，当场就断了。他疼得浑身发抖，哭着向财主求助，可财主非但不请大夫，反而脸色一沉，指着他的鼻子骂：“没用的废物，连头牛都看不好，还耽误我放牛！”说着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躺在冰冷的田埂上，胳膊的剧痛远不及心口的寒凉。那一刻，黄家银才真正明白，底层百姓的命，轻如草芥，任人践踏，而自己，渺小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绝望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可心底深处，却有一丝微弱的不甘，悄悄扎了根——他不想一辈子这样，不想像牲口一样被人驱使，不想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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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父亲因火灾意外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难以为继。黄家银不顾胳膊未愈的伤痛，辗转到姑姑家，继续放牛谋生，这一放，就是九年。九年里，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牵着水牛，踩着田埂，听着财主的呵斥，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脚下的泥土，眼前的水牛，仿佛就是他一生的宿命，望不到头。

改变他命运轨迹的，是村口私塾里传来的朗朗书声。那声音像一根细针，一次次刺破他麻木的外壳，扎出心底的不甘。他常常牵着水牛，悄悄蹲在私塾墙外，屏住呼吸，听先生念字、讲课，把那些陌生的字眼记在心里。放牛间隙，他就捡一根树枝，在地上反复描摹，哪怕手指磨破，也不肯停下。他编过一段顺口溜，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底层少年的委屈与不甘：“穷人的孩子真可怜，生的聪明无书念；有钱人的孩子真快乐，年纪七八就上学。我不如他为什么？”

这句话，他念了无数遍，却始终找不到答案。那时的他，不懂什么革命理想，不懂什么家国情怀，甚至不知道“共产党”为何物。他的渴望很简单：能吃饱饭，能读上书，能不再被人随意打骂。他也曾迷茫，也曾绝望，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要像这水牛一样，被牢牢困在这片田埂上，直到在苦难中麻木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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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迷茫，不是少年人的矫情，而是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集体困境。皖西大地之上，军阀割据，地主横行，底层百姓被层层压榨，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自己的村子，只能在苦难中麻木度日。黄家银也曾想过麻木，想过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熬过一生，可心底那一丝不甘，始终像一束微光，从未熄灭。

1929年的秋天，姑姑家来了一位名叫柴帮义的亲戚。这个人谈吐不凡，不像当地的农民，他常常找黄家银聊天，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讲穷人受苦的根源，讲有一支队伍，专门为穷人打天下，让穷人能当家作主。柴帮义的话，像一束光，照亮了黄家银灰暗绝望的人生。他第一次知道，穷人的苦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世道不公；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一种力量，能打破这种不公，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那些憋在心底多年的困惑，那些无人诉说的委屈，他一股脑地都问了柴帮义。柴帮义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只是深入浅出地告诉他：“想要不被欺负，就要团结起来；想要吃饱饭、读上书，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那一刻，黄家银心里的迷茫，似乎有了答案。但他没有立刻下定决心——他害怕，害怕革命失败，害怕被财主报复，害怕连累母亲和家人。这种恐惧，不是懦弱，而是普通人最真实的本能。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场血腥的屠杀。1931年1月，国民党和地主反动武装在史家凹一带，残忍杀害了很多农民和农协会员。黄家银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满地的鲜血，是乡亲们冰冷的尸体，他在人群中，认出了柴帮义——那个给了他希望的人，倒在了血泊中，眼睛还睁着，满是不甘。

那一天，黄家银没有哭，只是浑身发抖。恐惧，渐渐被愤怒和不甘取代。他终于明白，麻木沉沦，只会任人宰割；退缩逃避，只会继续遭受压迫。只有站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为死去的乡亲报仇，才能让更多的穷人摆脱苦难。

这一年，黄家银19岁。他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放了九年的水牛，告别了那个充满苦难的小山村，毅然投身革命。他给自己改名为黄岩——像皖西的岩石一样，坚韧、挺拔，经得起风雨的考验。他不再是那个迷茫的放牛娃，而是一个怀揣初心、渴望改变命运的革命者。

投身革命后，黄岩凭借着聪明和坚韧，很快就成长起来。1931年3月，河西农民起义爆发，黄岩主动参与其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起义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历任霍邱城关区委书记等职，在皖西大地，播撒革命的火种。

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以为只要坚持下去，很快就能迎来革命的胜利，就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可他没想到，命运的考验，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残酷。1932年7月，国民党部队对霍邱城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狂轰滥炸，炮火连天。黄岩带领城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守城池，奋勇抵抗。他们没有充足的武器，没有充足的粮食，只能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枪林弹雨。

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最终，霍邱城沦陷，黄岩不幸被俘。被俘的那一刻，黄岩心里充满了绝望和不甘。他才20岁，还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还没有给母亲一个安稳的未来，就这样被俘了。他害怕自己会被敌人杀害，害怕自己多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

他被辗转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这座监狱，是很多革命者的噩梦。在这里，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折磨着被俘的共产党员，逼迫他们投降。黄岩亲眼看到，有的战友被敌人打断了四肢，有的战友被敌人用烙铁烫伤，有的战友不堪折磨，选择了投降，还有的战友，宁死不屈，最终被敌人杀害。

敌人也对黄岩用尽了酷刑，鞭打、烙铁、老虎凳，每一次酷刑，都让他痛不欲生。有好几次，他都晕了过去，醒来后，敌人就会问他：“投降不投降？只要你投降，就放了你，还给你官做。”那一刻，他也有过动摇。酷刑带来的痛苦，死亡带来的恐惧，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想过投降，想过放弃，想过只要能活着，哪怕不再革命，哪怕平凡一生，也好。

但每当他想投降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柴帮义的尸体，浮现出史家凹的鲜血，浮现出母亲期盼的眼神。他告诉自己，不能投降，不能放弃。如果他投降了，不仅对不起死去的战友和乡亲，对不起母亲，更对不起自己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

为了缓解酷刑带来的痛苦，为了不让自己陷入绝望，他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那时候的他，文化水平不高，很多字都不认识，他就向身边的难友请教，从识字开始，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监狱里的条件极其艰苦，没有纸，没有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用指甲在墙上刻字；没有书，他就和难友们互相背诵，互相讲解。他不仅学会了认字、写字，还读懂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1934年，狱中临时党支部决定，组织全监的共产党员，开展绝食斗争，反抗敌人的虐待。作为支部成员之一，黄岩负责发动和组织难友们参与斗争。在发动斗争之前，黄岩心里充满了恐惧。他知道，绝食斗争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斗争失败，敌人一定会变本加厉地折磨他们，甚至会杀害他们。

但他更清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他挨个儿找难友们谈心，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敌人的压迫。绝食斗争开始后，黄岩和难友们一起，不吃不喝，坚守着自己的立场。饥饿和口渴，不断地折磨着他们，很多难友都晕了过去，黄岩也不例外，但他每次醒来，都会第一时间鼓励身边的难友，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在眼前。”

这场绝食斗争，持续了整整七天。最终，敌人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合理诉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在监狱里的五年，黄岩每一天都在挣扎，每一天都在与恐惧、痛苦、绝望对抗。他用五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坚韧，也让自己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黄岩作为南京中央陆军监狱第一批被释放的政治犯，身穿囚衣，走出了监狱的大门。那一刻，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没有欢呼，没有呐喊，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终于活下来了，终于可以继续革命了。

走出监狱后，黄岩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他从延安毕业，奉命返回阔别七年的家乡六安，担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皖北区巡视员。回到六安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想回家看看母亲。可他不能——他的身份特殊，一旦回家，就会暴露自己，不仅会连累母亲和家人，还会影响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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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偷偷地站在村子外面，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家，看着母亲的身影，泪水默默地流下来。他想念母亲做的饭菜，想念母亲的唠叨，可他知道，自己是一名革命者，肩负着拯救民族、拯救百姓的重任，他只能把对母亲的思念，藏在心底，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那时候的六安，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打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黄岩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他的巡视员身份被取消，还被列入了缉捕的黑名单。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为了保护自己，他正式确定“黄岩”为常用名——这个名字，陪伴了他一生，也见证了他一生的坚守与担当。

为了恢复和重建各县的党组织，为了组织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黄岩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往返于六安、霍邱、寿县之间。他常常一个人，行走在荒山野岭中，白天，他伪装成农民，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晚上，他就住在破庙里、山洞里，啃着干粮，借着月光，整理工作笔记，规划着下一步的工作。

在烽火岁月里，黄岩经历了无数次危险，也见证了无数战友的牺牲，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带领根据地的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建立学校，培养人才，不仅守住了抗日根据地，还让根据地的百姓，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战友的缅怀，都化作了坚守的勇气和力量，在孤独与苦难中，扛起了革命者的担当。

1949年1月，合肥解放，黄岩被任命为中共合肥市委书记，肩负起了接管合肥、建设合肥的重任。那一刻，他站在合肥的街头，看着这片刚刚解放的土地，看着百姓们脸上的笑容，心里充满了感慨——他终于看到了革命的胜利，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初的初心，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了。

随后，他历任皖北区党委副书记、皖北军区副政委、皖北行署主任等职，1955年2月，他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首任省长，肩负起建设皖省大地的重任。手握权力，身居高位，黄岩没有迷失自己，没有忘记初心，依然保持着纯粹的本心，坚守着廉洁奉公的底线。

他经历过苦难，知道百姓的不易；他坚守着初心，知道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用来谋取私利。黄岩的清正廉洁，不是刻意标榜的，而是融入在一言一行中的，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事迹，其中“金戒指事件”，最能体现他的纯粹与坚守。

有一次，合肥的一位建筑商，想通过贿赂黄岩，拿到一个建筑项目。他趁黎明无人之际，派自己的儿子，送来了8个大金戒指，偷偷放在了黄岩的办公室。这件事很快就在机关里传开了，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有人劝黄岩，既然对方已经送来了，不如就收下，顺水人情，还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可黄岩却坚决拒绝了，他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把那位建筑商找来，严肃地指出，这种行为，是拉拢和腐蚀干部的不法行为，必须登报道歉，8个大金戒指，全部交给银行，兑换成钞票，归入公款。有人不解，问他：“你手握大权，收下这8个金戒指，没有人会知道，何必这么较真？”

黄岩笑着说：“我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干部，不是贪官污吏。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不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我收下了这8个金戒指，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自己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发生水灾，灾情十分严重，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黄岩担任生产救灾指挥部总指挥，亲自坐镇指挥，带领百姓，开展生产自救工作。那时候，指挥部十分精干，黄岩和工作人员一起，以办公室为家，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

他常常深入灾区，看望受灾的百姓，了解百姓的需求。在灾区，他不顾雨淋虫咬，睡得少，吃得也很简单，每餐都是馒头就咸菜，外加一碗白开水。有一次，当地的领导同志，看到他日夜操劳，十分辛苦，想给他加两个菜，让他改善一下生活。可黄岩却当即予以制止，他严肃地说：“灾情这么重，百姓们连饭都吃不饱，我能咽得下吗？”

那时候，黄岩还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治疗期间，医生给他开了进口药，告诉他，进口药的疗效更好，能更快地恢复身体。可黄岩却拒绝了，他说：“国产药照样能治病，还能节省外汇，何乐而不为？现在国家还很贫穷，我们要省吃俭用，把更多的钱，用在百姓身上，用在国家建设上。”

有人说，黄岩太傻了，手握大权，却不知道为自己谋取私利，不知道享受生活。可只有黄岩自己知道，他想要的，从来不是权力和财富，而是百姓的幸福，是国家的富强。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人民公仆”的真正含义，也告诉我们：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初心越纯，脚步越稳。

很多人都不知道，黄岩除了是一名革命者、一名官员，还是一名作家。他以自身革命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在狱中》《到敌后去》等作品。他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抒情，没有神化的英雄形象，却用最真实的文字，记录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记录了革命者的苦难与坚守，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狱中》这部小说，主要记录了他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里的五年经历，记录了他和难友们，在监狱里与敌人的斗争，与自己的挣扎。这部小说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的真实——它没有把革命者塑造成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英雄，而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写，写他们的恐惧，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思念，写他们的脆弱。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黄岩常常一边写，一边流泪。他写自己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写难友们宁死不屈的坚守，写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他说：“我不能不写，我要写下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革命者的苦难，知道他们的坚守，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文革”期间，黄岩遭到了迫害，被批斗、被监禁，受尽了折磨。那时候，他已经年过花甲，身体十分虚弱，可他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依然相信，正义终将到来，真相终将大白。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之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被污蔑为“叛徒”“走资派”，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百姓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