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关头，来自加沙的影像打破了以色列政府对种族灭绝的否认。镜头中是废墟与瓦砾，是搜寻亲人的人们，是伤员与尸体；是在人为饥荒中讨要食物的民众，是因失去子女和婴儿而痛苦哀号的家庭。这些影像多以“直接电影”模式捕捉，画面断续、破碎且摇晃，大多由手机拍摄，光线昏暗，背景音充斥着伤者的尖叫与救护车的鸣笛。
视觉理论家希托·施泰耶尔曾提出“贫穷图像”美学：这些由普通公民通过手机制作的影像，虽缺乏权威叙事的框架，却能跨越屏幕建立全球连接。正因如此，尽管以色列军方严格管控媒体并针对性杀害记者，其宣传战依然未能获胜。随着国际谴责日益高涨，对加沙报道的压制也愈发残酷。
一个旨在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影像产业应运而生。其中大量作品聚焦于“10月7日”事件，特别是关于“哈马斯有计划地强奸以色列妇女”的指控。这类叙事对以色列政府至关重要，它试图通过“它的女人”将国家塑造成受害者。这类作品包括《我们将再次起舞》、《10月7日之后》、《超新星：音乐节大屠杀》、《诺瓦》、《死亡之路》、《10月7日后：卡法阿扎个人之旅》、《10月7日的一天》以及《沉默前的呐喊》等。
考虑到摄影影像的高度建构性，以及“强奸”在战争史和宣传战中常被用作煽动工具，分析这一类型影片如何为国家“代言”显得尤为重要。雅克·朗西埃曾提出“不可忍受的影像”，即当证人被迫讲述创伤时，揭示的往往不是受害者的声音，而是更高权威的指令。在这些纪录片中，发声的权威正是以色列国家。
尽管联合国及大赦国际等组织尚未找到证据支持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关于“哈马斯策划并实施系统性大规模强奸”的说法，但这些影片成功制造了视觉奇观。其目的在于博取全球同情，维护国家的家长制，并以此作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辩护。
以《沉默前的呐喊》为例，尽管它试图提供证据支持国家叙事，但最终展现出的更多是操纵情感的宣传属性。影片缺乏对纪录片权力关系的自我反思，且在几个层面难以服众：依赖二手影像证据、叙述者背景复杂，以及推行一种无视学术研究的庸俗女性主义。
这种叙事宣称“必须相信所有女性”，却无视了大量关于强奸指控如何被种族化和民族化武器化的研究。著名案例包括在殖民和奴隶制背景下对白人妇女遭性侵的虚假指控。学者鲁帕尔·奥扎指出，强奸剧本往往并非女性赋权的工具，反而会被国家利用来剥夺女性的主体性。纳达·埃利亚更直言，反犹主义和女性主义正被武器化，用来赋予以色列某种“例外权”，掩盖其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性暴力。
《沉默前的呐喊》并非“贫穷图像”，而是一部由精英打造的昂贵作品。导演阿纳特·斯塔林斯基曾执导过真人秀，制作方卡斯蒂纳通讯公司是以色列媒体巨头，曾制作过将巴勒斯坦人刻画为恐怖分子的网飞剧集《福达》。
影片开篇即是“心理创伤警告”，随后镜头在阴沉的背景音中扫过定居点。主持谢丽尔·桑德伯格被安置在一个类似恐怖电影场景的地下车库进行采访。影片通过环境设定而非事实逻辑来引导观众情感。
在采访中，受访者阿甘·戈德斯坦-阿尔莫格提到在被绑架瞬间担心被性侵，但影片却刻意忽略了她们在被扣押的51天里并未遭遇性侵的事实，也未提及绑架者曾用身体护住她们免受弹片伤害。
桑德伯格在采访中建立了一种信念：即定居者不应遭受任何暴力，即便他们居住在殖民国家的前线。这种“例外论”抹去了数十年占领中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长期遭受伤害的历史。以色列国会议员哈诺克·米尔维茨基甚至曾公开声称强奸巴勒斯坦囚犯是“合法”的。2023年，以色列修改法律，确保巴勒斯坦人比犹太人在面临性侵指控时受到更严厉的判决。
在诺瓦音乐节遗址，桑德伯格采访了唯一的自述受害者阿米特·苏萨纳。虽然她的遭遇极其不幸，但其叙述与影片想要构建的“野蛮哈马斯在战火中集体施暴”的叙事并不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桑德伯格从未追问：为什么号称拥有顶级监控能力的以色列国防军没能保护这些妇女？
作为叙述者，桑德伯格的背景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她在担任脸书首席运营官期间，无视了该平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用于仇恨和暴力。该平台被指控在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煽动种族屠杀，并涉及数千万起虐待儿童内容。一个对全球性暴力内容监管不力的前高管，如今却变身为捍卫受害者的“真相代言人”。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强奸叙事往往被用来强化国家权力的性别边界。它将女性身体象征化为被征服的国土，以此激发暴力男性气概来扮演“保护者”。在这种语境下，女性主义被武器化，用来指责“野蛮人”，却丝毫不关注种族、帝国与殖民权力的历史。
《沉默前的呐喊》最终证明，它关注的并非真正的受害者，而是如何利用女性主义博取权力的支持。在这场政治操弄中，女性身体再次成为了国家利益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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