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一场事关全日本未来走向的大选落下帷幕，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联盟“自民—维新”以350票的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这场选举的胜利。
在这次选举中，高市早苗不仅远远超过日本宪法规定的233票稳定执政条件，还打破了继1942年，东条英机创下的选举记录。
本次选举当晚，日本媒体在节目中进行了一场关于日本是否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民意调查，此次民调结果比较让人大吃一惊。
在参与调查的人中大约有76%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而支持改善的人只有可怜的24%，这个结果与之前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相同民调结果截然相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本次民调对华态度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2026年2月8日深夜，日本大选结果出炉，高市早苗带着“自民党-维新会”联盟一口气拿下350席，远远超过稳定执政所需的233席，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二战时期东条英机的纪录。
当天晚上，各大电视台做了通宵特别节目，富士电视台的大屏幕上数字不断跳动，但真正刺眼的，其实不是席次，而是同步公布的一组民调：76%的受访者觉得没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只有24%认为应该修复。
这种三比一的比例，连平时一向主张对外强硬的桥下彻都愣住了，他在直播间沉默、闭眼、摇头的画面，被无数网民截屏转发，成了那一夜最具象征味道的一幕。
这组民意数据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是日本社会这十几二十年心态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
从新闻报道、国会答辩，到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评论区的吵架，关于中国的讨论里，“威胁”“警惕”“对抗”这些词不断被放大、叠加，慢慢盖过了“合作”“互利”“稳定”这些老词。
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后，她几乎把全部政治资本都押在“安全牌”上，不管是国会答辩还是电视访谈，她反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紧张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把台海局势从原来那种“周边事态”的说法，拔高成“生死攸关”的问题，直接同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
这种说法听上去有点危言耸听，可对不少日本选民来说，却刚好戳中内心深处的焦虑。
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小生活在经济停滞的时代，对泡沫经济的繁华完全没有亲身体验，GDP增长率多少，对他们来说只是课本里的折线图。
工资涨得慢、终身雇佣制早就不靠谱、房子依旧不便宜，这一代人对“发大财”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相比收入增加，他们更在意另一种东西——“尊严”“安全感”“不被看扁”。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高市早苗那些强硬的表态，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种“情绪商品”：听着解气，用着过瘾，能给人一种“日本还没老”“我们不怕”的心理安慰。
社交媒体又把这种情绪放大了好几倍。
高市在国会或者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强硬发言，被人剪成十几二十秒的短视频，配上字幕和BGM，刷屏式传播。
复杂的经贸数据、产业链分析，根本比不过几句干脆利落的狠话。
所谓“有骨气”“不卑不亢”，在这种氛围里变成了一个个简洁、好懂、便于转发的标签。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富士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长期在涉华报道上突出摩擦、强调风险，对中国的负面案例不断被重复呈现，普通观众在这样的信息环境里待久了，很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觉得对话是天真，合作是吃亏，示弱就是自找麻烦。
等到选举投票那天，这些年累积的各种情绪，就在选票上一次性兑现为350席和76%的对华强硬民意。
高市内阁上台后，并没有像某些分析人士之前预判的那样，因为对华强硬而被现实打脸。
相反，她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60%到70%之间，撑起这份高支持率的，不是经济成绩单，而正是那些曾被外界认为会成为“短板”的对外强硬政策。
中国这边的反制措施很快跟上：叫停日本水产品进口、收紧对日敏感物项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中日贸易额在2025年底同比下滑约12%，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萎缩大约18%，不少日企开始感受到业绩压力。
路透社和NHK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日本企业对未来一年的对华业务前景偏悲观，约三分之二承认中日关系恶化正在侵蚀利润。
按常理讲，这样的局面对执政党很不利：出口受阻、供应链受影响，企业利润下滑，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裁员、压工资、涨物价，这些最终都会变成选民的不满情绪，反噬执政党。
但现实却拐了个弯。
高市团队抓住了一个关键点：把这一切包装成“为了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官方发言和媒体评论中，“因为我们站得更硬，所以对方才出手制裁”“正说明我们没有低头”这样的说法被反复强调。
于是，在不少普通人眼里，生活里刚显现出来的那些不方便、不舒服，并不是高市政府政策的错误，而是“对方打压”的结果，是“我们坚持原则的证明”。
这种心理说白了，就是一种“破罐子破摔”。
既然已经闹僵、已经被反制，那索性就别想回头，干脆硬到底。
这样一来，本来有可能形成的“经济受损—民怨上升—支持率下降—政策转向”这条链条，就被打断在了中间。
再加上企业界内部实际上也出现了分化。
日本帝国数据库等机构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日企认为中日关系恶化对自己业务影响有限。
这里面包括那些对华依赖度本来就不高，或者已经提前加大东南亚、印度、北美市场布局的企业。
它们对中国市场的担忧，远不如那些重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零售业那么强烈。
这样一来，真正焦虑的高管有，但他们的声音被大量“还扛得住”的企业稀释了，难以形成对政府路线的强有力掣肘。
社会上要求缓和对华关系的声音并不是完全没有。
比如“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等团体，不断在东京街头拉横幅、演讲，批评高市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的言论，认为这在不断消耗战后几十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和平共识。
一些在华业务比重较高的大企业高层，也公开表达过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立场。
但在整体舆论环境右倾、媒体话语权基本被安全议题占据的情况下，这些声音像是在狂风巨浪里冒头的礁石，时不时能被看到一下，却掀不起大规模的浪花。
要看懂今天这张“情绪账本”，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2年，田中角荣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日本资金和技术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日本企业几乎无所不在。
那一代日本政治家很清楚，把经济捆在一起，可以为政治摩擦留出缓冲地带。
哪怕有教科书、历史、钓鱼岛这些敏感问题，只要资金、技术和产业链高度交织，两国关系一般不会滑向完全失控。
后来常被提到的“政冷经热”，就是建立在这种经贸黏性基础之上的一种平衡模式。
可到了2020年代，这套老路子开始失灵。
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产业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日本资金与技术。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在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渲染下发生了明显偏移。
中日之间的不信任程度不断增加，每一次海空相遇、每一次军事演习、每一次涉台表态，都能在媒体和网络上掀起一轮情绪波动。
高市早苗把“台湾有事”直接等同于“日本存立危机”的那一刻，日本其实等于在政治叙事上主动关上了一部分机动空间的大门。
台海不再被视为“遥远的热点”，而是被定性为“脚边的火药桶”，所有对华议题都被浓缩成“安全问题”，经贸合作自然越来越难单纯地以“互利共赢”来讨论。
对美日同盟的依赖被进一步加强。
为了应对她自己口中不断被放大的“安全威胁”，高市内阁在防务预算、军事部署、情报共享等方面更紧地向美国靠拢。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能满足一部分选民对“安全伞”的心理需求，但也让日本在地区政策上越来越难保持独立回旋余地。
以前，日本还可以在美中之间扮演某种“缓冲角色”，用经贸合作来平衡安全压力。
现在，当中日经贸也走向“政冷经冷”，缓冲作用锐减，日本自身不得不在安全和经济之间做越来越硬的取舍。
民意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天意”。
今天的76%，在媒体话术和情绪动员之下，看起来像块坚硬的石头。
但等到那12%的贸易萎缩、18%的投资下滑，真正通过物价、就业、养老金、地方财政的通道，敲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这块石头也可能会裂开。
当一整个国家把太多现实问题都寄托在情绪补偿和安全叙事上时，迟早要被算总账。
只是那一天什么时候到、代价由谁来扛，现在还没有人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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