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死不是绝症突发，而是家人的慢性谋杀，父母重男轻女，为生儿子连生六个女儿，拿她拍戏的钱买房装修，还让她住甲醛房诱发癌症，确诊后又不让化疗，逼她信神棍，这究竟是血浓于水，还是敲骨吸髓？
徐婷在16年9月7日去世，她被确诊的是T细胞淋巴瘤，本来这种病最要紧的是尽快进入规范治疗，把病情控制住，再根据反应调整方案。
可在关键时刻，她父母做了一个让医生无法理解的选择：不做化疗，对外的说法是“化疗太痛苦，花了钱也不一定好”，但结果就是把正规治疗窗口拖没了。
之后家人把她带去找所谓“民间神医”，在那里她接受的不是有效抗肿瘤治疗，而是各种没有证据的操作，比如放血、拔罐之类，还被要求执行极端饮食限制，像“饥饿疗法”，不让吃肉和甜食。
对癌症患者来说，这类折腾很容易让营养和免疫进一步崩盘：肿瘤还在，身体先被耗空，几个月内她体重掉到不足80斤，抵抗力越来越差，皮肤开始出现严重感染和溃烂。
身体表面能看到的淤青和破溃，其实对应的是更大的系统性问题：免疫功能下降、细菌入侵、炎症失控。
等到高烧持续、伤口渗液、意识状态越来越差，家人才急着把她送回正规医院，但此时已经是“救命”变成“抢时间也抢不回”的局面。
她进ICU时肺部感染很重，双臂皮肤坏死，器官功能出现衰竭，即便上呼吸机、用强力抗感染治疗，也难以扭转整体下滑，最后她还是没能挺过去。
这件事最让人痛心的地方，是她不是一开始就“没法治”，而是在可选择的阶段被错误决定带偏了。
把化疗等规范治疗当成“花钱受罪”，转而相信偏方和极端疗法，等于把本就脆弱的身体再推一把，杀死她的不仅仅是淋巴瘤，更是那份愚昧到骨子里的“省钱哲学”和盲目迷信。
徐婷的遭遇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小到大一直被家庭消耗，她出生在安徽芜湖农村，家里重男轻女，她还是第三个女儿。
父母为了生儿子一胎接一胎，最后家里先有六个女儿，才等来那个被当成“宝贝”的儿子，孩子多、钱少，谁能挣钱谁就得扛事，徐婷很早就学会：自己只有“有用”才可能被认可。
2011年她身上只有300块就去了北京，最开始住地下室，没钱吃饭就靠泡面凑合，甚至一碗分两顿。
为了省路费，她能走几公里去试戏，后来她靠拼命接活在演艺圈慢慢有了位置，从跑龙套到配角，还能跟一些大演员同组拍戏。
但她不敢停下来，大约5年时间里她接了将近60部戏，基本一个月换一个剧组，这种强度对身体消耗很大，可她背后有一大家子等着用钱。
家里父亲欠的赌债和生意窟窿要她补，弟弟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要她出，姐姐妹妹结婚的嫁妆、红包也要她承担。
片酬一到账很快就被转走，自己几乎舍不得花，她还在微博里说过，几年里没给自己买过像样衣服，也没出去旅行。
2015年她把积蓄拿出来给父母在老家买了大房子，还赶着装修后没多久就搬进去，房子刚装完甲醛容易超标，全家住进去后都出现咳嗽、头晕等不适。
但徐婷本来就长期熬夜赶工，免疫力早已很差，在这种环境和疲劳叠加下，身体彻底扛不住，后来被确诊淋巴瘤，她拼命想把家过好，结果把自己逼到崩溃。
她辛苦换来的“改善生活”，最后却成了压垮她的关键一环，她用命换来的大房子，最终成了埋葬她的坟墓。
徐婷一直摆脱不了被家里不断索取，不只是她家个案，更像很多重男轻女家庭的通病：女儿被当成“能换钱的资源”。
在这种逻辑里，父母天然站在“出资方、债主”的位置，女儿则被默认要用一生去偿还，读书、打工、结婚、照顾弟弟全都得兜底，像签了无限责任协议一样。
徐婷能挣钱的时候，家里对她的态度往往是“关心”和“惦记”夹在一起：问她累不累的同时，也等着她把片酬转回去，她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指责不孝、不顾家。
她不是不知道不公平，但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家里缺钱你就该顶上，弟弟更重要，你多忍忍是应该的，时间久了，她把这种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责任，越被榨越不敢拒绝。
更残酷的是，当她得了重病，开始需要大量花钱治疗，她在家庭账本里的位置就变了：从“能产生现金流的人”，变成“要投入的大窟窿”。
于是所谓的“止损”马上出现：嫌化疗贵、嫌风险大，就改走偏方，用“化疗太痛苦”“饿死癌细胞”这类说法来找理由，实际上是选择成本更低的做法。
不是说父母完全没感情，而是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女儿的生命常常排不过家庭开支、房子、弟弟的学费和未来。
这种模式和很多“扶弟魔”故事很像：外表看是亲情，底层是持续索取，就像电视剧里樊胜美那种状态，人在外面再努力，只要家里一个电话就得马上掏钱解决。
徐婷更惨的是，她几乎没有机会真正反抗，身体和钱都被榨到见底，她去世后还有各种传闻，比如家人想借她的热度做直播、遗产怎么分、甚至她临终前还攥着器官捐献协议之类的说法。
真假难核实，但这种“人没了还要继续被利用”的现象，本身就反映出社会对这类家庭结构的恐惧：活着被当工具，死了还可能被消费。
那种从小被“孝道”“懂事”捆住的心理枷锁，才是让她到最后都难以说不的原因，这种被“孝道”包装的各种精神控制，才是杀死徐婷的真正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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