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4）| 从马政草场看庙堂|匈奴|庙堂|朱元璋|边郡|马匹|马年说马|马政

马年说马

新春特辑

NEW YEAR -

【编者按】2026年是农历马年，在十二生肖中，马虽位列第七，却在传统文化中享有近乎比肩于龙的地位。作为六畜之首，马不仅是权力与胜利的象征，更被赋予特殊的光环。古人曾说“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以“龙马”喻骏马，龙马在精神上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文化图腾。值此马年新春，“京彩台湾”推出特别策划《马年说马》，让我们共赴新岁征程、马到成功！

先秦经典《左传》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八个字勾勒出东周列国的核心命脉。而在冷兵器时代的权力棋局中，还有一项贯穿“祀”与“戎”的隐形支柱——马政。我国自古将马列为“六畜”之首，对它们的牧养和管理尤为重视。马政兴衰往往牵动着王朝国运，东汉名将马援一语道破玄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马政”一词最早集中出现于《礼记·月令》，如“季秋之月”载“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意为天子在秋季举行田猎，教导军事技能，颁布有关马政的法令。而在马政一词出现之前，马匹管理制度出现的时间还能推得更早。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皆设牧正、牧师等管理马匹的职位，关于马匹的甄选、牧养和驾乘的规章制度也已诞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各国虽在局部范围内推行马政，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法度。直至秦并六合，书同文、车同轨，才真正建立起全国性的马政制度体系。

刘邦平定天下后即着手恢复和发展马政。汉初对马匹的重视源于战争：其一是楚汉战争末期，项羽率领少数骑兵以冲击、穿刺等战术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给汉军留下恐怖而深刻的印象。其二是汉初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军受制于匈奴骑兵，吃了几次大败仗。对于汉朝而言，无论是马匹的繁育还是有效管理，都变得非常紧迫。

汉王朝官方养马体系主要有三大核心机构：中央厩苑、地方传置马厩和边郡牧师苑。其中，中央厩苑（如天子六厩）与边郡牧师苑均直接由太仆统辖。太仆是九卿之一，其属官包括各类令、监、长等，负责管理马匹的牧养、调配与使用。马匹大量繁殖的直接成果是骑兵数量增加，汉文帝时朝廷已能抽调八九万骑兵防御匈奴。到汉武帝时期出于征讨匈奴的需要，养马达到高峰。朝廷规定从封君到三百石以上官员，按品级向各地驿站提供母马，由驿站负责饲养并每年收取小马作为利息。当时京师及边郡官方饲养的马匹就达数十万匹，太仆下属的牧师苑规模庞大。

图：“上人马食大仓”画像砖，东汉，河南许昌市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汉代大力发展马政，促进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在反击匈奴战争中多次取胜

三

进入东汉后，官方养马业转衰，《后汉书·百官志二》记载“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马匹数量迅速减少。不仅民间商旅与士人转而普遍使用牛车、驴车，连天子出行也常以牛车代步。《晋书·舆服志》记载，从汉灵帝、汉献帝时期起，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牛车已成为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马匹作为关键战略资源几乎被军队完全征用，民间马匹更为稀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马政发展高峰，要到几个世纪后神州再次大一统时。

隋文帝建政后创立牧监制，在全国牧地设左、右牧监管理机构，负责马籍管理、草料供给及年度考核，但因隋朝短命，这个制度只能被后来者继承发扬。唐王朝继承隋制，其发展马政的首要目的与汉朝相似，即为军事服务。唐朝的政治中心设在关中，而在边境上，东突厥、西突厥、吐蕃、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势力强大，对唐朝构成威胁。特别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上台后，仗着“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企图让中原维持分裂割据局面，一方面扶持梁师都等势力，另一方面亲自带兵不断进犯。唐朝立国之初，边境几乎年年遭受突厥骑兵袭扰。出于发展骑兵对抗突厥的迫切需求，唐朝在建国之初便已在陇右地区开始了马政建设，太宗贞观年间将其推向高潮和制度化。

但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让稍有起色的大唐马政再次陷入混乱，此后日渐衰微。战乱爆发后，因唐军从边防调往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入侵。陇右地区的牧场因此遭受重创——不仅战马在战争中大量损耗，优良牧场也被吐蕃占据。随着陇右牧马体系的崩溃，史载“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这是安史之乱给大唐马政带来的最致命影响。

唐王朝崩溃后，数十年战乱无疑是对马匹的又一次巨大消耗。五代乱世，马政基本处于废弛状态，到赵匡胤建立宋朝时，马匹已是稀缺品。宋太祖试图恢复监牧制，并大力在边境向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以补不足。宋朝虽然受制于领土，不能像唐代那样在北方拥有大量牧场，但从立国之初就致力于建立完善的马政系统，中央先后设有太仆寺、群牧司、茶马司等管理机构（但并非同时设立，其职权在不同时期有所演变）。其中皇室用马由太仆寺负责，全国性的马匹饲养、车辆管理等政令，则分由群牧司、骐骥院及各监牧负责。

可惜完善的制度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北宋的牧监主要分布在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这四路，但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养战马。一方面是这里养出的马大多性情温顺，缺少战马所需的耐力与冲击力，难以适应战场上的长途奔袭。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设立牧监也会与农业发展产生冲突，而且牧监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核心农耕区，而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农业发达，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要养马又要种田，难免会引发农牧争地的矛盾。宋夏战争爆发后，持续的战事消耗与马匹来源的紧张让宋朝的马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元

宋亡后，取而代之的元代是马背上的王朝。对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来说，大群的牛羊与马是他们的财富；而马又是交通运输和进行战争的工具，故而对马匹更为重视。但元朝的国家马政却带有强烈的军事掠夺色彩。蒙古汗国时期曾实行“羊马抽分”制，这是蒙古贵族统治者要本族及其所征服各族百姓用马、羊等牲畜作为贡纳的一种形式。

元朝建立后，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和驿站需求，长期依赖“和买”（低价征购）与“拘刷”（无偿强制征收）等方式向民间搜刮马匹。但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严重破坏了民间养马业，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元朝中后期的马政体系难以为继，逐渐荒废。至顺二年（1331年），监察御史陈思谦曾上书建言“修马政”，但此时元朝积弊已深，难有实效。二十年后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埋葬了元王朝。

作为推翻元朝的胜利者，朱元璋吸取的教训之一便是必须建立一套由国家主导、可持续的马政体系。身经百战的朱元璋自然明白战马的重要性，尤其是明朝建立后，他还要面对善于骑射的北元骑兵，故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下谕“马政，国之所重。近命设太仆寺，俾畿甸之民养马，期于蕃息。恐所司牧养失宜，或巡视之时扰害养马之民，此皆当告戒……其为朕申明马政，严督有司，尽心刍牧，务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申明马政。

明代前期的马政机构完善、制度严密，加上官员称职，管理得当，使得马匹大量繁殖，有力支持了明王朝的边防军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生弊”的现象逐渐出现。以川陕地区的茶马贸易为例，最初管制严格，后来弊端丛生：商人常在官方规定的额度外获得额外凭证，私自与境外交易，导致官方茶马司买到的多是中等或下等马，上等良马则被商人私下收购、牟取厚利。同时守边将吏也常以自家劣马冒充番马，骗取高质量的茶叶。“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茶马制度的败坏就是其中一个缩影。进入明中期，尽管出现过杨一清整顿马政带来的短暂繁荣，但总体而言，明代马政的各个方面都逐渐走向衰落，直到明朝灭亡。

清代马政体系对中原地区实行了严厉的限制政策。清初，朝廷曾一度严禁民间养马，并频繁征括民间马匹以防备民众反抗，导致黄河中下游及江淮等传统农业区的养马业遭受严重破坏。与此同时清廷在西北、东北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方牧场，专门为皇室、八旗军队和驿站提供马匹。但由于管理制度僵化、腐败滋生，财政困难与牧场被大规模开垦等原因，官营马政在嘉庆、道光以后也逐渐废弛。清代中晚期，随着热兵器地位上升和近代邮政兴起，传统的国家马政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