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讲清楚，为什么他本人要隐藏十几年。在潘汉年被捕之后，李克农和陈云等人已经找出大量证据，证明潘汉年没有叛变。可就算主席了解所有情况之后，依然在重要会议上点名批评。
而所有这些事件的导火索，居然跟潘汉年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潘汉年
高饶事件在1955年中央已经定性之后，主席专门在高层会议上跟大家说，结合高饶事件，我们党内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全讲清楚。各位都是高级干部，回去之后有想说的、想写的，都应该如实交代出来。
其实就是主席在给大家一个机会，把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一次性讲清楚，避免党内再出现高饶这样的问题。
参加完这次会议的潘汉年，肯定受到了很大触动。经过反复权衡，他觉得有必要向中央坦白，那件他想隐瞒一辈子的事情。
那就是1943年的时候，他在没有跟中央提前打招呼、事后也没有汇报的情况下，私自见了大汉奸头子汪精卫。
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潘汉年跟高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袒露出十二年前这段往事。
原因就是，当年一位重要的知情人物卷到了这个事件里。这个人，就是汪精卫手下的汉奸，叫胡均鹤。
这位胡均鹤，曾经是共产党员，还当过共青团的重要干部。这个位置很关键，他的前任就是博古，后来被王明直接提拔到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结果因为顾顺章叛变，胡均鹤被抓了。刚被抓的时候，敌人严刑拷打，他表现得还算大义凛然，坚决不招供。
可就在这个时候，顾顺章出了个主意，特意找人做了一份假报纸，告诉胡均鹤，中共已经把你列为叛徒了，你已经无路可退。接着又打感情牌，说你爱人马上就要生孩子，你不希望孩子一出生就成孤儿寡母。
顾顺章
在这种攻势下，胡均鹤的心理防线被突破，投降了。
人有了第一次叛变，第二次就容易多了。等到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作为情报人员又一次被抓，这次很痛快就投降了，没关多久就被放出来，顺理成章当了汉奸。
但这个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良知，不管是投降国民党，还是投降日本人，对一些最核心的机密还是有所保留。尤其是投降日本人的时候，他有机会抓住国民党重要情报大员徐兆麟，却没有供出来。
所以这样的人，特别容易脚踏几只船，为个人生存把利益最大化。
当年潘汉年同志接替陈赓之后，在中央领导下，整个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1942到1943年期间，这些汉奸也看出来了，日本人越打越艰难，将来中国一旦胜利，汉奸就是死路一条，必须提前给自己留条后路。
所以当时胡均鹤和另一个汉奸李士群，开始主动联系我党。这些人经过多次试探，终于联系上我党在华东地区的情报负责人潘汉年。
这件事，潘汉年正式向陈毅和饶漱石如实做了汇报，也把相关信息报给了中央，是在中央授权之下，才跟这些汉奸打交道的。
跟这些人来往，我党内部其实是有分歧的，但潘汉年非常笃定，说这些人是可以利用的，他们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合理利用，能给敌后工作带来重要情报。
一切也正如潘汉年所料，新四军和我党不仅从这些汉奸口中获得日军进攻的重要信息，还成功转移了不少重要同志。
结果到1943年4月，突然李士群要约见潘汉年，全程由胡均鹤陪同。
李士群
这一次见面让潘汉年觉得很奇怪，李士群一路不肯直接见面，慢慢把潘汉年引到南京之后，才出面，还抛出一个让潘汉年极为意外的消息：
大汉奸头子汪精卫要跟他见面。
这件事就让潘汉年骑虎难下。见这样的人物，一定要跟中央打招呼，可当时他已经到了龙潭虎穴，如果拒绝见面，之前整条情报线可能断掉，甚至自己性命都保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决定去见汪精卫。
从现在可以披露的信息看，双方没有谈任何实质性内容。如果潘汉年当时及时汇报，这件事其实不算太大问题，毕竟隐秘战线本来就风云变幻，谁也不知道对方下一步会出什么牌。
当年陈赓也是被迫见了老蒋，回来坦荡向中央汇报，不但没受质疑，反而得到中央和同志们的一致赞扬。
陈赓
至于没汇报这件事，官方和学者都有考证，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四军当时出现了黄花塘事件，在干部中引起不满，内部影响很不好。
所以潘汉年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身这次见面也没什么实质性接触，不说也就没人知道。
放到今天，很多人可能也会这么想。但放回当时的政治环境，整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在那么微妙的时刻，汪精卫能联系共产党，也一定会联系国民党。眼看着日本人要不行了，他也要找后路，这里面水很深，每一个细节都可能直接影响中央决策。
结果这件事，偏偏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知道了。他们的内线告诉老蒋，共产党有个干部秘密会见了汪精卫。只是内线不知道具体是谁，也没有文字、图片证明见过面，但国民党还是把这件事捅了出去。
这一下就让中央很被动。
中央负责情报的同志专门问过潘汉年，你到底见没见过汪精卫？潘汉年当时选择不承认。中央选择相信他，坚决回击国民党，说这是造谣污蔑，甚至主席亲自替潘汉年站台，驳斥国民党的说法。
现在回头看，这其实是让中央担了巨大风险。如果国民党当时拿出实锤证据，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抬不起头，在抗战即将全面胜利的关键节点，非常危险。
这种时候，共产党情报负责人私下见汪精卫，属于重大舆情。
幸运的是，这件事暂时躲过去了，但也埋下了一颗雷。
当初怕卷进党内斗争，不想跟饶漱石多说，还能理解。可中央直接来问，你还选择不说，这就是对中央的隐瞒，是重大纪律问题。
潘汉年也就错过了第一个坦白的机会。
紧接着1945年中共七大，潘汉年也到了延安。当时主席对他非常热情，也非常信任，给他的电报信件里都写着“小开兄”。
在延安的时候，主席拉着潘汉年聊了一下午，怕他紧张，还问为什么有人管他叫小开。又是谈心，又是吃饭散步，在这种氛围下，如果潘汉年坦诚把见汪精卫的事说清楚，问题也不大。
毕竟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中央也很清楚。
可他当着主席的面，依然选择不说。这就是隐瞒重大事件，是非常严肃的纪律问题。主席当时还拍着他肩膀说，中央对你是绝对信任的，我们不相信敌人的谣言。
解释这件事的最后一个好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人就是这样，想瞒一辈子的事，总会被意外揭开。饶漱石出事以后，牵连到了胡均鹤。
很多人会奇怪，胡均鹤不是汉奸吗，怎么会牵扯到饶漱石？
胡均鹤因为没有出卖最核心机密，抗战之后国民党只判了他十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果三年后国民党败退，临走前把胡均鹤放了出来，还给了他潜伏任务。
胡均鹤
上海解放后，遗留了大量敌特，当时我们也采取过一些特殊办法，叫以特反特、以特制特，不少谍战剧也反映过那段特殊政策。
要说胡均鹤这个人，还真想干点正事，后来确实抓到过一千多个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也算实实在在立功赎罪。所以一度还给他升了官，当了个主任，当然手下也就两个人，也都是解放前的特务。
这件事，是时任上海公安局长杨帆亲自推动的。作为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肯定知道，也同意这么做，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些人不会真心为国民党卖命，可以利用。
当然这件事饶漱石也清楚，就算他有意回避，也脱不了干系。
等到给饶漱石列各种罪状的时候，杨帆、胡均鹤都被审查。这个时候潘汉年非常清楚，当年见汪精卫的见证人里，李士群已经被日本人毒死，汪精卫死了，汪精卫的秘书也可能知情，但人也没了。
唯一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就是胡均鹤。以胡均鹤的性格，完全有可能把这件事和盘托出，到时候自己再解释就非常被动。
思前想后，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把这件事写成坦白报告，交给了陈毅。
陈毅看完之后大惊失色。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第一条就是要有政治意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隐瞒这么多年不向中央交代，不管有多大功劳，都会受重大影响。
陈毅不敢耽误，第二天4月2日就直接去中南海见主席，把情况如实汇报。
很多人都说，主席在材料上批了八个字：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后来有学者认真查过资料，发现主席并没有在材料上写这个批示，但这句话确实出现在杨尚昆的回忆录里，应该是主席当时现场说的，被在场人员记了下来。
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对潘汉年进行审查。当时党内一大批干部都写材料，力证潘汉年没有叛变，而且他建立的情报网络，确实为我党提供过大量有效情报，立下重要贡献。
罗瑞卿
很多人以为，这次审查主要是因为见汪精卫触犯政治纪律，导致对潘汉年的怀疑。结果最后定罪名的时候，第一条罪状却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提供情报。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做出重要决定，博古主动让贤，张闻天成为中共中央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指挥权交给毛泽东。这么重大的变动，需要有人传达给共产国际。
当时中央派出两个人一起去莫斯科说明情况，人选必须绝对可靠：一个是陈云，另一个就是潘汉年。
出发之前，博古还特意找潘汉年说，不管你和陈云谁先到莫斯科，都由潘汉年作为主要汇报人，向王明和共产国际讲清楚来龙去脉。
博古之所以这么交代，是因为当年王明去共产国际时跟他说过：我走以后你来接替我，今后我们之间只能有一个信得过的联系人，这个人就是潘汉年，除了他我谁都不信。
所以博古反复强调，一定要说清楚，自己是主动让位给张闻天，共产国际也要充分信任毛泽东。
陈云和潘汉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共产国际，把党内情况做了汇报。王明当时表示遗憾，但对张闻天接任党内最高职务，也表示认可，共产国际也正式承认中共中央最新人事变动。
千万别小看共产国际的态度，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情况下，统一人心极为关键。
在这种大背景下，共产国际的反馈分水陆两路返回国内。走陆路的是张浩，走水路的是潘汉年。
按理说陆路更危险，张浩知道事情重大，只用一个月就日夜兼程赶回延安。中央领导非常高兴，高度评价张浩。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总的堂兄，关键时刻说服张国焘，树立了主席的权威，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他去世时，主席和任弼时等人亲自为他抬棺，可见中央对他和他带回的信息有多重视。
而带着更重要信息的潘汉年，居然七个月之后才到延安。
当然出发时，王明留了他三个月，让他把共产国际和中央联系的密码背下来，装在脑子里带回来，方便共产国际和中央及时联络，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结果潘汉年出发后，从欧洲到香港，到了香港却迟迟不北上，反而在香港、上海会见大量民主人士，大谈统一战线，整整停留了四五个月才到延安。
到延安之后，他的老上级博古跟他深谈了一次，说你在这件事上，太缺乏纪律意识了。
共产国际和中央这么重要的联络密码，你不急着回来，反而在香港上海长时间停留，让主席和恩来同志都很不满意。
第二，你向张闻天汇报时，要知道张闻天名义上还是党内一把手，你汇报时一口一个“王明同志交办”，要加强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这是中央的决策，跟王明有什么关系？
而且回来之后，谁让你擅自去见陈果夫，谈国共合作的？结果陈果夫一看潘汉年不是从延安回来，是从莫斯科回来，直接闭门羹，说你从延安来我再谈，背后意味着什么？你是听王明的，还是听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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