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心安处，便是歇处|宋哲宗|富贵|心安处|柳宗元|苏轼

苏轼曾言：“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在他看来，人生万事不管有没有回头看，皆是一场空，就算没有回头看，生活也是一场梦幻。

这句话，可以算得上是苏轼人生的谶语。当然，他人生的谶语应验的远不止这一条。

公元1094年，宋哲宗改元“绍圣”。这意味着，大宋的朝局又要变天了。是的，朝政又经历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改弦更张”，皇帝想要把朝政改回去，改回他父亲在的时候。这还意味着，苏轼又要开始漂泊不定的贬谪生涯了。在贬谪这件事上，不出意外，苏轼又是首当其冲。

可这一次，苏轼身后再没有了可以庇护他的人。他要独自面对属于他的“苦雨终风”。宋哲宗终是和他的父亲不一样，苏轼虽然对这次贬谪有一点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与哲宗既是君臣，又是师生，到头来，“八年经筵旧臣”的荣耀，却换来“七年谪居南荒”的凄凉。

黄州时，苏轼已觉人生如梦，他回望往事，看到的是往事如烟，看到的是华发早生，不再风华正茂，看到的是一路走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仕途艰辛，已然没有少年时发愿要“奋厉有当世志”的意气风发。

而到如今，宋哲宗一路上对自己五改谪命，东坡似是意识到了：原来元祐年间那段玉堂岁月，在经历的过程中，未转头时，也是一场镜花水月的梦。这在南迁途中他给朋友写的诗中能够得到印证：“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或许，这镜花水月的梦也碎了，早在宋哲宗对苏轼三改谪命时说：“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复。”这是现实逼着苏轼绝了北归之望。

回首这半生，人生识字忧患始，所以他选择了入仕之途。在旁人眼中，苏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但这并不能说“平生文字为吾累”，错的从来不是文字和才华，因为“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文章本无关荣辱，富贵却总有盛衰，人生本就无常，这本就和文章与才名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些文章与才学是士大夫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苏轼自然也用它们来表达自己“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

说到底，不过是“窃禄从来岂有因”罢了。

最终，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身份来到惠州。

人生起落的巨大反差的确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会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留贬所呢？苏轼不知道。

宦海浮沉，满腹经纶虽未能给苏轼带来顺遂人生，却让他被地方上待以殊礼：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这让初到惠州的他切实感受到了患难之中的朴素真情，让他有了如沐春风之感。当然苏轼的人格魅力不全是因为他的才华，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忧国爱民的心。

在迁居白鹤峰新居前，苏轼在惠州曾于合江楼与嘉祐寺两地间两进两出，辗转栖身，过程颇有点心酸。

不过，有了前番贬谪黄州的经历，苏轼对于谪居也算是驾轻就熟。

他一比一复刻自己从苦难走向超脱的路径，入则焚香默坐，出则在寺旁漫步，在林下悠游，从日常生活中参悟人生哲理。

有理由相信，在嘉祐寺的东坡一定想起了那个寓居黄州定惠院的夜晚，想起了那个曾“惊起却回头，无人省”的自己。但时过境迁，这一次，有了岭南之地父老乡亲的结伴相迎，东坡不再是那株“无人知其贵”的海棠花，不再感到幽独，他相信一定会找到知己。

身处蛮风蜑雨之地的岭南，在愁人的黄昏里，东坡看到了松风亭下荆棘中俏然开放的梅花，想到了天涯流落的自己。当年黄州春风岭上的梅花“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如今更恶劣的环境，松风亭下却是不一样的风景：“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

当年的梅花曾经断魂，如今的梅花却显得分外明丽。苏轼想，或许，自己该在苦难中学会平静地接受命运的考验。

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 ——《与程正辅提刑》

在醉归临皋亭的那个晚上，苏轼曾了悟到超脱苦难之法。彼时他想的是，以扁舟一叶，放浪山水之间，参悟到了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造物者的无尽宝藏。

现如今，在松风亭扶杖徒步，苏轼又迎来了一次生命的顿悟：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记游松风亭》

这是苏轼记游松风亭旅途的心得，如果将时间拉长，人生路途也就好比一次漫长的旅途跋涉。那究竟是完成人生理想，在顶峰歇下，还是说在半山腰，在某个走不动的当下安歇？

因为想要“欲穷千里目”，于是不断地更上一层楼，这样做是否值得？当然，顶峰自然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但当脚力疲乏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苏轼这一生，青年时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春风得意，元祐年间，“三至承明，四至九卿”，也曾尝过仕途顺遂的荣光。他的仕途顶点刚好离宰相位置一步之遥，如果将差一点就可以到达的宰相位置看作是想要登临游览的松风亭，那么，他的人生旅途刚好可以诠释，当脚力不济时，到底应该在哪里停下。

惠州以前的黄州苏轼已然有过一次人生的失重感，那时初次面对重大挫折的他，尚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倔强。经过四年多的谪居，与自己相处，才渐渐学会“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与从容。

所以一定要走到山顶，看到绝美的风景才算是不枉此行吗？有没有别的答案？

苏轼走到半山腰时，忽然想通：“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对的，他不仅要在困境中歇，还要在兵阵相接、战鼓雷霆的战场，在进退两难的情境下，也能做到坦然安歇。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行道仕途的漫长时间里，苏轼已磨练出行者心态。从前的他，面对人生多是意识到“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的漂泊，可命运偏要裹挟着他在“浮名浮利”中不断地虚苦劳神，他就像那挂钩之鱼，得不到解脱。

有时的顿悟，只是阅历未到，如今从更高的云端跌落，同样的人生课题再次摆在面前，苏轼恍然大悟。

他扔掉了含在口中的鱼钩，此后，惠州在苏轼眼中不再是贬谪流放之地。因为这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在这里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没有价贱如泥土的猪肉，那就吃烤好的羊脊骨，也同样美味。在黄州自己可以把如黄连般的生活过出甜味，在惠州当然也可以。归处可以是远方，难道不可以是触手可及幸福的当下吗？

苏轼问自己，还记得当年询问王巩和柔奴的那句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