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深秋，金陵城外的一座破庙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正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忽然，一顶八抬大轿停在庙门外，轿帘掀开，走下来一位身着便服的老者。老者步履蹒跚，右眼几乎失明，但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让随行的仆从都不敢大声喘气。
老乞丐抬起浑浊的双眼，看清来人后，浑身剧烈颤抖起来。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两行浊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下来。
"子恒，别来无恙。"老者的声音平静如水，仿佛只是在问候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
这位老者，正是时任两江总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而那个老乞丐，曾经是他最信任的幕僚，也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人——周子恒。
三十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曾国藩的心头。
那一年，曾国藩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小小编修，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他自恃才高，看不惯官场的蝇营狗苟，逢人便要指点江山，遇事必要分出是非黑白。
"涤生兄，你这样下去，迟早要吃大亏的。"好友刘蓉曾不止一次劝他。
曾国藩却不以为然："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光明磊落，岂能学那些蝇营狗苟之辈？我曾国藩行得正坐得端，何惧之有？"
那时的他，信奉的是"精明"二字。他精于算计，善于权衡，自认为看透了官场的一切门道。他觉得，只要自己足够聪明，就能在这浑浊的世道中杀出一条血路。
周子恒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此人才华横溢，文章锦绣，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曾国藩慧眼识珠，将他收入幕中，待之如兄弟。周子恒感激涕零，发誓要为曾国藩肝脑涂地。
然而，曾国藩很快发现，周子恒此人心思太重，城府太深。他表面上对曾国藩恭敬有加，背地里却常常与其他幕僚争风吃醋，甚至暗中使绊子。
曾国藩看在眼里，却没有点破。他想，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的通病，只要自己驾驭得当，便能化害为利。
这就是他的"精明"——用人之长，避人之短，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
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奉命在湖南组建湘军。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精明"的局限。
湘军初建，困难重重。朝廷不给粮饷，地方官员掣肘，士兵们朝不保夕。曾国藩使尽浑身解数，四处筹措军费，却处处碰壁。
更让他心寒的是，那些他曾经以为可以驾驭的"棋子"，在关键时刻纷纷倒戈。有人投靠了政敌，有人卷款潜逃，有人甚至暗中向太平军通风报信。
周子恒就是在这时候背叛了他。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曾国藩正在营帐中批阅公文，忽然一支冷箭破窗而入，擦着他的耳朵飞过，深深钉入身后的木柱。
曾国藩大惊失色，立刻命人搜查。很快，刺客被抓获了——竟是周子恒派来的死士。
原来，周子恒早已暗中投靠了太平军，这次刺杀就是他的投名状。
曾国藩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将周子恒捉拿归案。然而，周子恒早已闻风而逃，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件事给曾国藩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开始反思：自己一向自诩精明，为何却看走了眼？自己一向善于驾驭人心，为何却被人反噬？
他想起父亲曾麟书临终前的话："涤生啊，做人不能太精明。精明是小聪明，厚道才是大智慧。"
当时他不以为然，如今却如醍醐灌顶。
从那以后，曾国藩开始改变自己的处世之道。他不再处处算计，而是学着以诚待人；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学着藏拙守愚。
他开始重用那些看起来"笨拙"的人。比如彭玉麟，此人木讷寡言，不善交际，却忠心耿耿，从无二心；比如鲍超，此人大字不识几个，却勇猛无畏，每战必先。
曾国藩发现，这些"笨人"虽然不如那些"聪明人"好用，却更加可靠。他们不会在背后捅刀子，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用人之道，不在于用其才，而在于用其德。"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才高而德薄者，不可大用；才疏而德厚者，可以托付。"
这就是他悟出的第二层道理——厚道胜过精明。
然而，厚道就够了吗？
咸丰十年，湘军攻克安庆，太平天国的覆灭已成定局。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曾国藩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朝廷开始猜忌他了。
一个手握重兵、功高震主的汉人大臣，在满清皇帝眼中，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京城蔓延：有人说曾国藩要造反，有人说他要自立为王，有人说他早已与太平军暗通款曲。
曾国藩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
他的幕僚们纷纷献计献策。有人建议他拥兵自重，以武力自保；有人建议他急流勇退，交出兵权；有人建议他上书自辩，洗清嫌疑。
曾国藩一一听取，却都没有采纳。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主动裁撤湘军。
"大人，这是您一手创建的军队啊！"彭玉麟跪在地上，泣不成声，"您怎么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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