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
国务院会议室里的空气沉闷得像是要凝固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的脸色透着惨白，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半晌，最后从胸腔里挤出一声长叹：
“美国那边出了个水门事件，那是尼克松的事；咱们中国搞出了个雅典事件，当事人也姓周，这可真是给周家丢人啊！”
这话一落地，满屋子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在场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总理这时候太难了。
他刚动完膀胱癌的手术，医疗组长吴阶平后来回忆过，那时候毛主席都发了话，强制命令总理休息。
可化疗才进行了两次，总理就因为放不下手头的担子，硬是回到了办公室。
能让一位在病痛折磨下还能保持极度克制的政治家，在这种高规格的场合说出“给周家丢人”这样的重话，这篓子捅得该有多大？
这篓子确实捅破了天，被定性成了“特大外交丑闻”。
掀起这场风暴的源头，不在北京，而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希腊雅典。
闯祸的主角，正是中国派驻希腊的第一任大使——周伯萍。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那一年的5月。
周伯萍是个老江湖，绝不是刚出道的愣头青。
早年在粮食部当副部长那会儿，他就跟在周总理身边办事，后来转行搞外交也快十年了。
按常理说，“外交无小事”这根弦，他脑子里应该比谁崩得都紧。
可偏偏就坏在了“老经验”这三个字上。
5月7日大中午，雅典街头。
周伯萍刚忙完正经事——敲定希腊副首相访问中国的行程，正坐着车往大使馆赶。
车子一进使馆区，周伯萍就觉出不对劲来了：马路上的车多得挤不动，警车也一辆接一辆，而且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涌。
凭着干了这么多年的职业嗅觉，他心里咯噔一下：今儿个肯定有大场面的外事活动。
奇怪了，自己脑子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立马让随行的翻译回馆里翻请帖。
没多大一会儿，翻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信：“大使，值班的说收到了请帖，是科威特大使馆办国庆招待会，时间就是这会儿中午，也就剩十来分钟了！”
这时候，摆在周伯萍面前的有两条道。
第一条道：求稳。
回馆里，把请帖翻出来亲眼瞅瞅，换身正装，迟到就迟到呗，或者干脆不去算了。
第二条道：求快。
时间太紧巴了，既然确定了是“科威特国庆”，车流方向也对得上，直接杀过去。
迟到了不礼貌，不去更不礼貌。
周伯萍选了第二条。
他顾不上换衣服，更没顾上那一雷打不动的规矩——大使必须亲自过目请帖。
他琢磨着，既然翻译都核实了，大家伙儿都往那边赶，肯定错不了。
车头一调，直接奔着热闹地儿就去了。
到了地儿，大门口确实站着个外交官，看样子像是在迎客。
周伯萍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科威特大使，出于礼貌，他主动凑上去，热情地握手，嘴里不住地道喜。
闪光灯“咔嚓”一亮，边上的美国记者按下了快门。
这一按，直接按出了一场外交界的大地震。
当时还有个小插曲。
那个美国记者没安好心地把话筒递到了嘴边，问了一嘴：“大使先生，您来这儿，是不是代表中国承认以色列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翻译又犯了个要命的错。
他把记者嘴里的“这儿”（指的是以色列外交代表处），给翻成了“雅典”。
周伯萍一听就炸了。
心想老子在雅典当大使，我不承认雅典承认谁？
这西方记者纯粹是找茬。
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给怼了回去。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抄起报纸一看，脑子里瞬间“嗡”的一下，全白了。
直到这一刻，他才算弄明白昨天到底闯了什么祸。
昨天压根就不是科威特国庆。
那个“该死”的请帖，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来的。
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名字叫“科威克”，馆里那个刚学英语没几天的值班员，只瞅见了开头字母“K”，又觉得发音像，想当然地就给当成了“科威特”。
更离谱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招待会是在5月8日，也就是今天。
而昨天5月7日，那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偏偏是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的国庆招待会。
这事儿有多严重？
那可是1973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眼瞅着就要打起来了，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那是死对头。
中国当时铁了心支持阿拉伯兄弟，根本就没跟以色列建交。
堂堂中国大使，大摇大摆地走进以色列代表处，握手言欢，还让美国记者拍下来上了报纸。
这在阿拉伯国家看来，就是背后捅刀子；在西方国家眼里，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要大转弯的信号。
周伯萍彻底慌了神。
但就在这要命的关头，这位老干部的底色显出来了。
他没像不少人遇上大祸那样想着“捂盖子”或者甩锅，而是当机立断做了三个决定。
第一，止损。
他火急火燎地跑去向希腊外交部解释，这就是个纯粹的工作失误，不是政策变了。
转过头，他又挨家挨户拜访阿拉伯各国的使节，诚心诚意地赔不是，把情况说清楚。
第二，认栽。
他当场给国内外交部写了一份检查，没找任何借口，一五一十地把全过程报了上去。
第三，警示。
通知馆里上上下下，把这个血淋淋的教训摊开来讲，哪怕自己这张老脸丢尽了也不在乎。
外交部的反应快得很，一道急令把周伯萍召回了国。
这份补救报告，很快就摆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总理盯着报告，心里既冒火，又难受。
冒火的是，这种低级到家的错误竟然是个老外交官犯的。
难受的是，他和周伯萍还有层特殊的渊源——他俩都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
按辈分论，周伯萍还得管总理叫一声“长辈”。
正因为沾亲带故，总理才觉得脸上格外挂不住，才有了那句“周家不幸”。
在总理眼里，这不光是工作失误，更是纪律松垮的表现。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严办的打算，把这事儿定性成了“特大外交丑闻”。
最后，报告送到了毛主席手里。
大伙儿都觉得，周伯萍这回政治生涯算是彻底玩完了。
毛主席拿着报告，看了好半天。
他老人家不光看了闯祸的经过，也看了周伯萍事后的补救动作，更看了那份掏心掏肺的检讨。
主席提起笔，在报告上改了三处。
这三笔，直接把周伯萍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第一处，主席把“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这句定性的话给划掉了。
第二处，主席在边上批了一行字：“事件源于没有调查研究”。
第三处，也是最要紧的一处。
为什么要这么改？
这里头有两笔账，主席算得门儿清。
第一笔是“性质账”。
周伯萍去以色列代表处，是心里想着要叛变吗？
显然不是。
他是想去科威特，结果摸错门了。
这就是个技术性的乌龙，上升到“政治错误”那就太重了。
既然不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那就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
第二笔是“态度账”。
出了这档子事，周伯萍没把锅甩给那个看错请帖的值班员，也没怪翻译听岔了话，而是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扛了下来。
而且反应那叫一个快，该道歉道歉，该补救补救。
这种敢作敢当的劲头，在那个特殊的年头，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主席的这个批示，其实就是告诉底下人：这人是糊涂了点，但心眼不坏，而且认错态度诚恳，是个好同志。
周总理看到主席的批示后，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他太了解主席了。
这一改，不光保住了周伯萍，也解开了总理的心结。
总理随即指示外交部，按照主席定的调子重新评估。
最后，这次轰动一时的“雅典事件”，没演变成一场政治清洗。
周伯萍非但没被撤职查办，后来还被委以重任，先后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当大使，继续在外交战线上发光发热。
很多年以后，周伯萍在回忆录里提这事儿，写下了七个字：“深感莫大的幸运！”
回过头再看这事儿，其实留给咱们的教训远不止“看清请帖”这么简单。
要是周伯萍当时为了面子，想着法子掩盖那个错误，或者把责任推给那个倒霉催的值班员，结局会咋样？
那可能就真成了“政治错误”了。
在危机跟前，老实和担当，往往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救命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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