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美国城市史研究中，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几乎是一个贬义词。从简·雅各布斯对罗伯特·摩西的激烈批判，到詹姆斯·鲍德温将城市更新等同于黑人搬家（Negro Removal）的控诉，这一战后美国最具雄心的城市再开发长期背负恶名——破坏社区的有机统一、驱逐穷人抢夺土地、服务资本的恶名。然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利莎贝斯·科恩却换了角度，以城市更新的实际操作者、规划师爱德华·罗格（Edward J. Logue）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为对象，在《拯救美国城市：爱德华·罗格与郊区时代复兴城市的努力》（Lizabeth Cohen, Saving America’s Cities: Ed Logue and the Struggle to Renew Urban America in the Suburban Ag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中呈现了一幅远比传统叙事更为复杂、更具启发性的城市更新图景。
《拯救美国城市：爱德华·罗格与郊区时代复兴城市的努力》
科恩是“50后”的历史学家，在新泽西州郊区长大，小时候生活的附近是刚刚兴起的购物中心、宽阔的高速公路和成片的、田园风格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她亲眼见证了物质丰裕如何悄然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这段经历像种子一样埋下，后来在她的研究中开花结果。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科恩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相比东部，西海岸的氛围更为轻松自由、更契合她的研究兴趣。在美国史学转型的浪潮里，科恩开始挖掘那些一度被主流历史学家忽略的角落，她将消费主义、城市变迁和工人生活编织在一起，探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国家命运如何桴鼓相应。她的成名作《缔造新政：1919—1939年间芝加哥的产业工人》（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将传统劳工史方法与新文化史相结合，分析大萧条如何让不同族裔和行业背景的劳工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文化；《消费者共和国：战后美国大众消费的政治》（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剖析战后消费主义如何从经济引擎变成政治战场，购物中心是买东西的地方也是公民权利的角力场、消费者运动与民权运动交织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社会景观。
爱德华·罗格的人生轨迹恰好与“二战后”美国城市政策的变迁形成精妙对照。罗格出生于费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工人家庭，在耶鲁大学期间逐渐成为劳工运动支持者和民权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始于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长助理，50年代初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见证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印度农村建设。没过多久，应改革派市长理查德·李之邀，罗格加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政府，主持这座衰落中的工业城市的更新。在他的主导下，纽黑文成为全美人均获得联邦城市更新拨款最高的城市；60年代他转战波士顿，领导波士顿再开发局，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大规模改造。1968年，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延揽他主持新成立的纽约州城市开发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州级城市开发机构。然而，1975年开发公司的财务崩溃与违约事件，让罗格的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从1978年到1985年，罗格尝试重建已化为废墟的纽约市南布朗克斯，这是他最后一份重要工作。
本书打破了长期主导美国城市更新叙事的摩西—雅各布斯二元对立框架。在这一传统叙事中，罗伯特·摩西代表着傲慢的权力精英，而简·雅各布斯则象征着草根社区对推土机式更新的英勇抵抗。科恩敏锐地指出，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理解遮蔽了战后城市政策的复杂性，而罗格的生涯恰好揭示了这种复杂性。他既不是摩西式的威权主义者，也不认同雅各布斯对政府干预的全面否定。作为一名坚定的新政自由主义者，罗格始终相信政府有责任解决城市贫困和住房短缺问题，但他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方法。科恩通过细致的档案研究表明，1972年的城市更新已与1952年大不相同，规划者们从早期的失误中汲取教训，更加重视历史建筑保护、更加注意避免大规模拆迁、更加强调社区参与。但科恩并非简单地为城市更新辩护，也不是完全崇敬罗格的所作所为。她坦承罗格的局限性，包括所谓与民众一起规划有时流于形式；他与老一代主张融合的黑人领袖合作顺畅，却难以适应更激进的新一代民权运动者；他对自己的判断力过度自信，低估了社区的真实诉求。
本书的深层关切，是关于城市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的持久两难，究竟应当依靠公共投资还是私人市场？罗格在纽约州城市开发公司的经历体现了这一张力。面对日益紧缩的联邦拨款，罗格与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尝试通过发行债券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公共住房建设。这一公私合作模式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当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暂停所有联邦住房补贴时，公司的脆弱性一下子暴露出来。1975年的债务违约不仅终结了城市开发公司，也终结了罗格的权力生涯。科恩指出，公司的失败源于其内在的矛盾，它既承担着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的社会使命，又要在不占用财政经费的前提下实现财务自给自足。当社会目标与投资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不应当屈从投资人的利益，但经济目标又不能完全被抛弃。这一未解决的根本分歧，至今仍困扰着美国城市政策。
当下美国一些城市繁荣兴旺，另一些城市却日益衰落；即便繁荣的城市里也只是部分社区繁荣，难以掩盖日趋严峻的住房危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房租、无家可归者的数量不断攀升，而联邦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却持续萎缩。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那个政府积极介入城市问题的时代，显得尤为必要。科恩并不讳言城市更新有诸多缺陷，但她同样警告，对政府能力的全面否定以及将一切交给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也并非解决之道，甚至可能是上述现象的诱因。本书既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深刻的政策史研究。她笔下的罗格既非英雄也非恶棍，而是一个复杂的、有缺陷的理想主义者，在变动不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努力实践自己的城市愿景。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城市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戏剧性变迁，以及今天城市挑战的深层根源。对于关心城市问题的读者而言，本书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更精确的问题：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社会中，谁应当承担改善城市的责任？正视这段复杂的历史并承认其中的成功与失败，是我们思考未来的必要起点。
到70年代，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白人逃离、就业机会消失和街头暴力之后，美国大城市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那时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准备放弃他们的城市，但如今许多曾经破败不堪的城市却重整旗鼓。体验型经济、房地产热潮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许多复兴城市的经济支柱。许多学者指出，是一群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让这些垂死的城市又活跃起来。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A.K.桑多瓦尔—斯特劳斯在其新著《巴里奥美国：拉美裔移民如何挽救美国城市》（A. K. Sandoval-Strausz, Barrio America: How Latino Immigrants Saved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惊人逆转应该更多地归功于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群体——拉美裔居民，包括刚刚落脚的移民，也包括他们的后代。
《巴里奥美国：拉美裔移民如何挽救美国城市》
要理解本书的论证，首先需要理解美国城市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怎样的危机。桑多瓦尔—斯特劳斯将这场危机归纳为5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即人口流失、经济衰退、财政危机、犯罪率飙升，最后一个是这4个问题的种族化。作者认为，正是在城市危机最深重的时刻，来自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开始重新填充那些持续流失本土居民的城市街区，使其稳定下来。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他们来到美国之际正是美国城市危机深重之时。桑多瓦尔—斯特劳斯选取了芝加哥的利特尔村（Little Village）和达拉斯的橡树崖（Oak Cliff），这两个地方都经历了衰败，人口在1950年前后到达顶峰后开始流失，经济机会减少，公共秩序也渐趋败坏。1965年后超过10万名拉美裔移民迁入，通过购买房屋、开设商店和恢复街头生活，使这些地区变得更加充满活力、稳定和安全。在发掘被忽视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本书在理论上也有创新，提出了“拉美裔城市主义”（Latino Urbanism）的概念，一种拉美裔移民及其后裔在美国创造城市生活的日常模式。与美国白人相比，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步行，是更少依赖私家车。这种步行文化改变了社区氛围。孩子们在社区里的绿地上安全玩耍，由父母或（外）祖父母监督；成年人与朋友邻居聊天，创造出一种街头往来的景象。步行文化也与城市中商业景观的复兴密切相关。在拉美裔聚居区，居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发生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肉铺、杂货店、面包房等街头小店这样的工业时代痕迹再度兴旺起来。在利特尔村、橡树崖和更多的拉美裔城市社区，人们惊呼衰败的工业城市复苏了。
理解城市除了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入手之外，情感也是一种选择。在过去二十年间情感—感官史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范式逐渐兴起，挑战了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过度倚重视觉而忽视其他感知世界方式的偏好。这种视觉中心主义既反映了现代文化对理性之眼的崇拜，也遮蔽了历史行动者如何运用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来认识和改变世界。亚当·梅克的《感知芝加哥：噪音制造者、破坏罢工者与扒粪者》（Adam Mack, Sensing Chicago: Noisemakers, Strikebreakers, and Muckrake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正是对这一学术呼吁的回应。
《感知芝加哥：噪音制造者、破坏罢工者与扒粪者》
亚当·梅克指出，关于芝加哥感官环境的证据其实隐藏在明处，报纸报道、改革文献和文学作品都充满了对刺鼻的气味、震耳的噪音还有令人作呕的触感的描写。然而只有在感官史框架的引导下，这些散落的材料才能被整合成一部连贯的城市史叙事。本书选取了5个彼此关联的案例——芝加哥河的恶臭与河流改造工程、1871年芝加哥大火的感官体验、乔治·普尔曼的模范城镇实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丛林》（The Jungle），以及白城的兴衰——时间跨度从内战后直至20世纪初。这5个案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部关于工业化都市如何冲击人类感官、以及城市精英如何试图通过感官规训来维护市民健康的宏大叙事。亚当·梅克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问题，即芝加哥人如何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来理解、评判和改造这座急速扩张的工业大都市？本书的开篇是对芝加哥河污染问题的分析。梅克指出，环境史学者通常关注烟雾、灰尘等空气污染的视觉层面而相对忽视嗅觉，但对于19世纪的芝加哥人而言，恶臭才是最直接并且无法逃避的感官冲击。与可以回避的丑陋景象不同，臭气穿透一切边界，侵入每一个角落。梅克最精彩的分析是对厄普顿·辛克莱名著《丛林》的感官史解读。这部小说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那令人作呕的恶心场景，但梅克指出这部小说的核心关切其实是“感官剥夺”，也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何将工人从有感知能力的人类，变成麻木不仁的机器附庸。《感知芝加哥》是一部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的著作，成功证明芝加哥的感官景观——河流的恶臭、大火的炙烤、工厂的噪音、贫民窟的肮脏——绝不仅仅是城市生活的背景，也是历史行动者借以思考城市危机、划定社会边界、构想改革方案的核心媒介。对于关心城市史、环境史和文化史的读者而言，《感知芝加哥》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它提醒我们，理解过去不仅需要读档案和看图像，还需要想象那些已经消散的气味、声音和触感。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文本和图像来感知城市，但这种感知必须对历史行动者赋予感官经验的意义保持敏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用鼻子、耳朵和皮肤来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历史人物。
无论从什么角度、用何种方法理解城市，都是对“什么是城市”的追问。以上三部作品分别从一个人、一群人和一座城市的角度，探讨了城市与社会的互动，对于理解城市的历史深度、社会意涵以及现实问题，都有所启发。不过关于城市，在文明研究巨匠阿诺德·汤因比的笔下有更加宏阔的维度——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既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是挑战。2025年正值汤因比去世50周年，他主编的《命运之城》中文版（阿诺德·汤因比主编，陈恒、屈伯文、倪凯、黎云意译：《命运之城》，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5年）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书汇聚了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最杰出的一批历史学家、艺术史家和城市研究者，以19座伟大城市为样本，勾勒出人类城市文明的恢宏图景。
《命运之城》
“命运之城”透着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城市的兴衰折射着文明的命运。有些城市是历史长河中无数代人逐渐创造的结果，有些则是伟人刻意营建的产物，但无论哪种类型，在其辉煌时代都代表着人类创造力的最顶点，承载着政治智慧、艺术成就、商业繁荣与精神追求。全书依据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三类。“城邦”是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城市，包括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15世纪的威尼斯、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和歌德的魏玛；“首都城市”是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罗马、长安、君士坦丁堡、科尔多瓦、巴黎、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伊斯法罕、德里与阿格拉、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巨型城市”是工业化以来的现代城市，包括伦敦、历史上的美国城市、纽约和预示未来走向的“普世城”。
汤因比的代表作《历史研究》以对文明的比较研究见长，这部《命运之城》再度运用了比较方法。选取的19座城市位于不同文明圈，它们之间既有类似性也有独特性。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还是盛唐的长安，无论是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还是莫卧儿王朝的德里，伟大的城市总是在政治权力、经济繁荣、文化创造与宗教信仰的多元交汇中达到巅峰，它们的命运正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这正是汤因比对城市与文明关系的回答——城市是一个高度密集的聚落，人口规模超出了本地资源的承载能力，需要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来交换；但城市还必须有其“魂”，拥有共同的社区意识，是通过防御性城墙、公共场所、神庙以及行政机构等构建的共同体。
19座城市的兴衰就是19个文明片段。它们曾经辉煌，有些至今依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有些则已沉寂，还有一些则在废墟之上重建新城。无论命运如何，这些城市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学术史角度看，本书成书之时正是西方城市史研究风云变幻之际。本书作者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的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城市史写作的最高水准。此后，城市史研究经历了社会史转向、文化史转向、空间转向等多次方法论更新，性别、阶级、种族新视角和人类学、语言学等新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史的方法论工具，激励了史学创新。相比之下，本书的一些论断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陈旧。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已经过时，恰恰相反，作为一部综合性的城市史，《命运之城》提供的宏观视野、比较框架和有趣味性的细节，正是当代过于碎片化的城市研究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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