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苏轼踩着儋州的泥土回到常州时，牙掉了大半，走路要拄拐杖，可眼睛里的光和20岁考中进士时一样亮。百姓夹道欢迎，有人哭着喊苏学士，他笑着拱手，衣服上还沾着岭南的风尘。这一年，距离他第一次被贬已经过去34年，27次贬折、23年流放，磨掉了他的棱角，却没磨掉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通透。
他21岁考中进士时，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说他“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可刚要大展拳脚，母亲病故，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守孝期满回京，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新党排挤，自请出京做了杭州通判。后来乌台诗案爆发，他被抓进御史台，130天后才出狱，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
初到黄州，他拖家带口，俸禄微薄，只得在城东开垦一块坡地种庄稼，自号“东坡居士”。没钱买牛羊肉，就用便宜的猪肉做东坡肉：锅洗净，添少许水，虚火慢炖，火候足了，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看到当地百姓溺杀女婴，他义愤填膺，写信给武昌太守，还筹建“救儿会”，把大部分工资捐出去，百姓感动得争相捐款，溺婴之风终于渐消。
后来他又被贬到杭州，见西湖水草淤积，变身水利工程师。他给太后上表章，说若不整治，20年后西湖会被野草遮蔽，杭州百姓会失去水源。经费下来后，他和工人一起日夜劳作，用湖泥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种上芙蓉杨柳，建了六座桥——这就是后来的“苏堤”，至今仍是西湖十景里的“苏堤春晓”。那时江浙大旱，瘟疫肆虐，他又拿出积蓄开“安乐坊”，给穷人施粥、看病，后来朝廷把这办法推广，改名为“安济坊”。
贬到惠州时，他没钱买肉，就买没人要的羊脊骨，煮熟后洒酒抹盐烤着吃，说这是“羊蝎子”的滋味；见荔枝好吃，就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新党看他过得滋润，又把他贬到儋州——当时最偏远的地方。62岁的他乘着孤舟到了海南，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教黎族孩子读书，帮百姓挖井，还让学生姜唐佐成了海南第一个举人，符确成了第一个进士。现在儋州还有东坡书院，孩子们在里面读书，墙上挂着他的诗。
有人问当地老人，苏轼那么惨怎么还笑得出来？老人指着院里的荔枝树说：“你看这树经了风雨才结果，人不也一样？”他的少年气从不是未经世事的天真，是看透世事后的通透。乌台诗案时他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黄州时写“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装潇洒，是真的懂了：人生的风雨，说到底都是过眼云烟。
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其实他遗憾过乌台诗案时没见弟弟最后一面，黄州时没侍奉老母，惠州时没保住亲手栽的荔枝树，但他把这些遗憾都酿成了诗里的温柔。现在的儋州，东坡书院的荔枝树还在结果，孩子们读着他的诗，老人们说着他的故事——那个一生贬谪的老人，早就把风雨酿成了酒，把苦难写成了诗，归来时，仍是那个眼睛发亮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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