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国家叙事里，“敌人”从来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几乎是结构性的存在。
翻开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一个对手淡出舞台，下一个很快登场。
敌人变了，逻辑却没变，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一种政治与权力运作的规律。
一、没有敌人，美国就失去“共识”
二战时期，美国需要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对手来凝聚全国力量；冷战时期，苏联成为核心对抗对象，象征着另一种制度道路；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突然陷入短暂的“方向迷失”。
然后，“反恐战争”来了，再然后，“大国竞争”成为新叙事。
一个国家如果内部高度分裂、政治撕裂严重，它最容易寻找的，是一个外部焦点。
因为外部威胁可以暂时压过内部矛盾，在华盛顿的政治逻辑里，外部对手不仅是安全议题，更是团结工具。
二、军工体系需要“持续理由”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军费体系。
军费高峰出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期、反恐战争高峰期，以及“大国竞争”叙事强化阶段。
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并非抽象概念。它涉及企业、国会、地方就业、科研经费和选举利益。
没有威胁，就难以解释高额预算；没有对手，就难以证明扩张合理。
当敌人存在，预算自然顺畅；当敌人消失，理由就会被重新构建。
三、美元体系需要“安全锚”
全球资本选择美元，原因不仅是经济体量，更是安全与秩序承诺。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外部威胁强化了“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这种角色，为美元结算体系、军事同盟网络、全球部署提供正当性，换句话说——“敌人”让美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守护者”，如果世界没有威胁，美国的战略存在感就会下降。
四、价值观叙事需要对照面
美国政治文化强调“自由世界”的自我定位，但任何价值观叙事，都需要对照物。
冷战时期是“红色阵营”；反恐时期是“极端主义”；大国竞争时期是“制度对手”。
当对手被描绘为“威胁秩序”，美国自身就自动成为“秩序守护者”，这是一种叙事结构，没有对手，价值观就难以形成戏剧张力。
五、内部问题的转移机制
当国内面临债务攀升、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时，外部议题往往迅速升温。
经济焦虑可以被解释为“外部竞争压力”；产业衰退可以被归因于“对手冲击”；科技落后可以被包装为“安全风险”。
这种机制不是美国独有，但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尤其常见，因为两党博弈激烈，外部议题往往成为难得的“共识区”。
六、敌人真的重要吗？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有没有敌人”，而是——如果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外部对抗来维持内部团结，
那么它的团结基础是否已经出现裂痕？
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持续构建威胁来证明自身价值，那么它的自信是否正在被侵蚀？
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国家往往不急于寻找对手，焦虑的国家才急于定义敌人。
美国是否“永远需要敌人”，或许见仁见智。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结构中，“敌人”已经成为一种功能性存在。
它不仅是外交对象，更是预算工具、叙事框架、团结方式、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当敌人成为结构，而不是偶发，问题才真正值得被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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