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那一纸特赦令下来了。
六十三岁的康泽终于走出了高墙。
手里攥着当天的报纸，哆嗦个不停。
那一刻，把他击垮的哪是什么高兴劲儿，分明是一股子迟来的、排山倒海般的心理巨浪。
在这之前，康泽心里的算盘珠子一直拨弄不明白。
他琢磨不透，像自己这种满手血腥、被蒋介石捧上天又摔进泥里的特务头头，共产党凭啥留他一条命？
这笔账，得倒回到十六年前的襄阳城头去算。
时间拨回1947年7月，地点襄阳。
那会儿，康泽顶着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头衔。
窝在指挥部里，摆在他面前的，是个看着挺容易、其实能要了命的战术选择题。
他对面站着的，是号称“王疯子”的王近山。
情报送上来，说解放军攻势凶猛。
康泽是干特务起家的，搞情报那是把好手，可真要论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他就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不过，这人有一套自以为是的歪理：攻城嘛，谁不是挑软柿子捏？
南门那边地势平坦，肯定是被主攻的地方。
于是，康泽大笔一挥，走了一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臭棋：主力全调去南门，死守。
至于西门？
那边横着座琵琶山，地势险得没法走，根本不用费心思摆多少兵。
这算盘打得看似精刮——借着地形省力气，把拳头捏紧了防弱点。
要是换个按套路出牌的对手，康泽没准真能扛住。
可偏偏他忘了，对手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常理”。
王近山的账本是另一种算法：你觉得西门难啃？
那老子偏要啃西门。
不光要打，还得用最狠的招数——“猛虎掏心”。
王近山把桌子一拍，下了死命令：撇开山头直接攻城。
意思是，别管那座易守难攻的琵琶山，绕着走，一头扎向西门城墙。
等到解放军跟潮水似的漫进西门，康泽才猛地醒过味来：“完了，着了‘王疯子’的道了！”
这会儿再想调兵遣将？
黄花菜都凉了。
这就把康泽逼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必死的局里，那个所谓的“气节”还要不要？
几个钟头前，他刚给南京的蒋介石拍去一封电报，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决绝：“生决与城共存亡。”
蒋介石瞅着电报，估计还得抹两把眼泪，觉得这学生没白养。
可回到襄阳指挥部，现实比电报上那几个字残酷多了。
解放军已经冲到了眼皮子底下，援军呢？
早在半道上就被人家设伏截住了。
所谓的“固若金汤”，眼瞅着成了瓮中捉鳖。
就在这时候，副官胡学熙给他顺来了一套大头兵的衣裳，意思再明白不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换上这身皮趁乱溜吧。
按说，这是唯一的活路。
可康泽那会儿心气儿还没散尽。
他斜眼瞅了瞅那身脏兮兮的军装，火冒三丈：“这不是我康泽能干出的事！”
说完，抓起衣服狠狠摔在地上。
这话听着挺硬气。
胡学熙一看，既然长官非要“成仁”，那我就不陪葬了，转头自个儿脚底抹油跑了。
要是故事到这就画上句号，康泽倒也能混个“死硬派”的名声。
可人性这东西，最经不起琢磨，嘴上的漂亮话往往在生死关头最不值钱。
也就过了几个时辰，搜捕的战士在一条隐蔽地道的尽头，死人堆里，扒拉出一个活物。
这人正是刚才还嚷嚷着“与城共存亡”的康泽。
他既没抹脖子，也没战死，而是挑了个最跌份儿的法子——装死。
被拖出来的时候，这货还在耍无赖，躺地上一动不动。
直到一位指挥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吼了一嗓子：“别装蒜！
再不爬起来，让你尝尝拳头的滋味！”
上一秒还在演“烈士”，下一秒听到要挨揍，康泽跟安了弹簧似的从地上蹦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我投降！
我投降！”
被押到司令部，面对解放军首长，他蹦出的第一句话，更是让人把下巴都惊掉了。
他没问“要杀要剐随你便”，也没问“委座身体好不好”，而是捂着胳膊，一脸怕死样地问：“贵部有没有大夫？
快给我瞅瞅这膀子，别是废了吧？”
这简直太讽刺了。
守城那会儿，他下令用黄磷毒气弹，烧民房，毒百姓，那时候他脑子里可没想过别人会不会残废。
轮到自个儿肉疼了，他比谁都惜命。
刘伯承盯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脸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质问康泽：“你知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
你知不知道烧民房是造孽？”
康泽耷拉着脑袋，嘴里只会像复读机一样念叨：“我有罪。”
康泽怎么活成了这么个分裂的模样？
一面残忍狂妄到了极点，一面又贪生怕死、没半点底线。
这根子还得从国民党那个庞大的官僚染缸里找。
那个组织选人有一套奇葩逻辑：忠诚比本事重要，姿态比实效值钱。
早在黄埔军校那阵子，康泽就琢磨透了这个门道。
有个段子传得挺广：赶上个礼拜天，大伙都出去撒欢了，就康泽一个人赖在教室里假装看书。
正巧蒋介石路过，一看，嚯，这学生好，孺子可教。
打那天起，康泽就在老蒋心里挂上号了。
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心头肉”，跟戴笠并称“康戴二公”。
在那套体系里，只要你摆出对领袖的绝对愚忠，手里的权力就能无限膨胀。
康泽甚至写过一词极肉麻的歌：“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
前进！”
在这种酱缸里泡久了，他异化成了一个只对上头负责、不对下头负责的怪物。
他不需要懂怎么打仗，不需要懂老百姓死活，他只需要懂蒋介石一个人就够了。
所以，当他被派去守襄阳时，白崇禧才会冷笑着说：“康泽是特工出身，大兵团作战一窍不通，却被委以重任，难怪老蒋要垮台！”
白崇禧看透了，这不光是康泽一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党用人机制必然结出的恶果——把一个搞情报的特务硬按在指挥千军万马的位置上，仅仅因为他“听话”。
不过，这出大戏最精彩的段落，其实在战后。
1949年5月，康泽被转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刚进去那会儿，他那个花岗岩脑袋还没转过弯来。
觉得自己是老蒋的嫡系，虽然被抓了，但那股子“气节”不能丢。
他甚至还跑去给杜聿明上课。
那天，他神神叨叨地凑到杜聿明跟前，压低嗓门说：“咱是黄埔出来的，得守住民族‘气节’，不能当‘软骨头’！”
这话听着耳熟不？
跟他在襄阳城头扔掉那一身大兵衣服时说的话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这回，没人买他的账了。
狱友们怼他：“康泽，你难不成还想顶着你这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在这个小社会里，康泽慢慢发现，自己那一套吃不开了。
他以前赖以为生的“忠诚表演”，在这儿毫无市场。
真正把他的心理防线轰塌的，不是审讯，而是两桩事。
头一桩，是蒋介石送来的“神助攻”。
康泽在襄阳被俘后，老蒋为了面子，对外宣称康泽“壮烈殉国”，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搞了隆重的追悼会。
结果新华社反手就发了一条消息：康泽被活捉，现在活蹦乱跳的。
这一巴掌打得太响了。
康泽在号子里听到这信儿，心凉了半截。
自己卖命的主子，不光没想法子救他，反倒急吼吼地把他当死人给“消费”了。
第二桩，是那次突发的心脏病。
那天康泽突然发病，一头栽倒。
按他以前的逻辑，共产党肯定巴不得他死，毕竟他是满手血债的特务头子。
可事实是，管理人员二话不说把他送到了医院，大夫护士拼了命地抢救，没一个人因为他是战犯就给他甩脸子。
这笔账，康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估计在心里盘算了无数遍。
一边是口口声声喊着“爱护部下”，却在他败了之后急着给他开追悼会的蒋介石；
一边是本该恨之入骨，却在他快死的时候全力抢救的共产党。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打那以后，康泽变了。
那个礼拜天在教室里装模作样看书的投机分子不见了，那个在襄阳城头装死的懦夫也不见了。
他开始发疯似地写材料。
作为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肚子里装满了国民党的黑幕。
他一共写了三千多件交代材料，被后人称为“功德林材料库”。
这一回，他不是为了演给谁看，而是真的想要把那段历史交代清楚。
1963年，康泽拿到了特赦通知书。
在那篇关于怎么处理战犯的讲话里，毛主席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杀这些反革命分子，容易。
但杀只有一条路。
不杀，给他们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只有杀这一条路吗？
显然不是。”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康泽心口上。
他猛然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得底裤都不剩。
蒋介石的逻辑是“用人”，有用就宠着，没用就扔一边，甚至还要榨干最后一点“烈士”的剩余价值。
这是一种冷冰冰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而共产党的逻辑是“改造人”。
哪怕你是一堆废铁，也要把你炼成钢；哪怕你是满身罪孽的战犯，只要你肯改，就给你一条生路，让你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种格局上的降维打击，让康泽感到了一种从灵魂深处涌上来的战栗。
他晕倒，是因为羞愧，更是因为震撼。
他一辈子都在算计——算计怎么往上爬，算计怎么保命，算计怎么表演忠诚。
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不算计个人恩怨，只算计国家未来”的大账。
1967年，康泽在北京病逝。
这个曾经的特务头子，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活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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