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以人类为主角，万物生灵多隐于侧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华自古崇尚天人合一，视万物为友伴。2026农历丙午马年，让我们循着足迹，回望马如何走进云南的山川岁月，融入各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生活。
灵驹初现：远古遗骨与文明曙光
云南的远古地层，早已埋下马的生命印记。元谋猿人遗址、禄丰石灰坝古猿化石点，均出土原始马类骨骼。1940年，古生物学家柯伯特（E.H.Colbert）将其定名新种——云南马；禄丰出土的三趾马化石，分属西氏三趾马与新种禄丰三趾马，为研究马类早期演化与古生态环境提供了关键实证。
（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头骨）
新石器时代，云南先民已与马相伴。永平新光遗址出土马牙、马头骨，虽数量有限，却印证此地曾开启野马驯化的历程。临沧沧源崖画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崖面不仅刻有马的形象，更生动再现驭马、牵马场景。数千年前的岩画印记，仿佛预示着马与云南的不解之缘，注定相伴千年。
滇原育骏：青铜文明里的马影风华
云南青铜时代，马的形象走向丰富与庄严。大理祥云大波那遗址出土铜六畜随葬品，铜马俑清晰可辨；同墓出土的大波那铜棺，两端纹饰亦铸有马纹。两千余年前，马已走入洱海区域先民的日常，更作为精神符号，伴随主人跨越生死，开启属于它的社会文化生命。
（西汉骑士铜扣饰）
古滇国墓葬青铜器，定格了马与文明的深度交融。牛、鹿、犬、马、羊、猪等动物频繁现身纹饰、贮贝器与扣饰，马与牛最为常见。牛主农耕，马则多用于战争与狩猎，凭借速度、力量与机敏，成为先民御敌求生的利器，深深嵌入古滇社会结构。
骑马者多具特殊身份：战争与狩猎场景中，骑士居核心位置，铜俑常通体鎏金，彰显地位尊崇；女性骑马扣饰的发现，再现古滇女子的飒爽英姿。祭祀仪式上，骑马者位列巫师队伍前列，兼具引导、护卫与权力象征之意。马既是力量载体，也是身份与资源的象征，成为社会秩序的无声注脚。
（战国二骑士猎鹿铜扣饰）
古滇青铜器亦完整记录马具演进：从早期简索、垫具，到西汉中晚期鞍辔齐备，实用与审美并行。江川李家山骑士猎鹿铜扣饰上，骑士腿部绳圈被视作早期“趾蹬”，既利平衡，更显骁勇；晋宁石寨山叠形铜鼓贮贝器的战争场景，清晰展露鞍垫、攀胸、后鞦、腹带等完整马鞍结构。云南九成地域为山地高原，崎岖地形催生完备马具，省博藏鎏金马络头、马珂等成套饰件，便是实证。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云南文化转型融合。梁堆墓画像砖绘有出行马车，汉文化随移民入滇，为不适车驾的滇山古道，注入新的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
名驹九州：西南良马与古道传奇
汉至唐宋，云南良马载誉史册。《华阳国志》《水经注》记滇池名产“滇池驹”，“金马碧鸡”传说流传至今；樊绰《云南志》述腾冲“越赕骢”，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皆为古代名驹。时至今日，文山马、乌蒙马、大理马、腾冲马、中甸马等组成的中国西南马，仍是我国五大马类群之首。遗传学研究表明，西南马或本土起源、或随羌人南迁，其基因多样性，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物见证。
（茶马古道）
马以蹄开路，铺就朝贡与商贸通途，织就连通村落的交通网络。自汉以降，马帮与茶马古道镌刻进云南记忆，如今更在文旅、茶产业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焕发新生。
（茶马古道上的马鞍）
茶马古道兴起前，滇川藏古道已通。马驮盐、茶、毛皮、药材、滇刀等货物，踏五尺道、灵关道、博南道，翻越横断山脉。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间，马是马帮的生计所依、性命所托，是马锅头不离不弃的“老伙计”。
现代交通通达三迤，偏远村落仍倚古道续行。抗战时期，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受阻，马帮驿运再度扛起大后方补给重任。徐悲鸿由缅入滇，辗转保山、大理至昆明，以《骏马画轴》等作品义卖劳军，笔下奔马化作民族不屈的精神符号，寄托悲壮情怀，凝聚抗战必胜的信念。
神骏铸魂：文化符号与精神薪火
“金马”祥瑞始于汉，明代昆明建金马坊。这座木构牌坊，见证过重九起义的欢庆，迎过入城的人民军队，1988年重建后，仍是昆明城市文化的核心象征。
（金马碧鸡坊）
京剧《瘦马御史》原型，为滇籍清官钱沣。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日常骑瘦马，人称“瘦马御史”；画马以载道，笔墨简淡、气韵雄浑，以马抒儒士情怀，传云南儒家文脉，彰以艺养德的生命追求。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有斑铜工艺打造的“腾越马”，前蹄腾空、威风凛凛，凝铸昂扬奋进、势不可挡的云岭气魄。
（斑铜腾越马）
从远古驯化到青铜铸影，从古道驮运到精神象征，马伴随云南人民走过筚路蓝缕的开拓岁月。它不只是生灵，更是融入山川的文化图腾，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激励云岭儿女一往无前、奋发向上。
（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记者：李映青 文字与图片来源： 云南省博物馆）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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