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1944年8月4日。
苏北斗龙区的土路上，有一伙人走得颇为蹊跷。
这帮人是从沟子头据点钻出来的伪军，全副武装，正往龙王庙那边撤。
怪就怪在，这一路上既没听见枪响，背后也没见着追兵，但这帮大老爷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跟丢了魂似的。
更绝的是，逼得他们弃巢而逃的，既不是因为子弹打光了，也不是断了粮，理由说出来能让人笑掉大牙——实在太臭了。
把这群正规军逼上绝路的，并非什么威名赫赫的战将，而是咱当地的一位民兵大队长，叫唐树俊。
他手里没那大炮轰，也没重机枪扫，就连正经步枪都凑不齐几杆。
他祭出的那件“法宝”，军事教科书里从来不写，却能让敌人一天都在据点里待不住。
这场看似荒唐的“战役”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老游击队员对战争成本最精明的算计。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
那年头的苏北平原，哪怕没有战乱，日子也苦得掉渣。
老天爷不开眼，闹起了大旱。
毒辣的日头把地皮烤得冒烟，河塘见了底，地裂得像乌龟壳。
在斗龙区方强乡这一片，想听个响水声都成了奢望。
这对蹲在沟子头据点的伪军营长陈志刚来说，这场旱灾简直比遇到八路军主力还让他头疼。
碉堡是死的，人可是活物。
几百号兵丁加上骡马，每天光喝水就是个无底洞。
而在方圆几里地界内，唯一还能撇出点水星的，也就离据点不远的一处大水坞子。
这一汪浑水，成了陈志刚的救命稻草，也就自然成了唐树俊眼里的“死穴”。
咱再说这唐树俊是个啥人物？
老墩乡民兵大队长，属羊的，快奔四十的人了。
地地道道的庄稼汉，1941年才入的党。
这人个头挺矮，背微驼，看着跟普通老农没两样，可只要那小眼睛一眯，肚子里的坏水……
哦不，计谋，就往外冒。
当时上头给他的任务就八个字：又是骚扰又是打，反正不能让他们过安生日子。
话好说，事难办。
那会儿伪军虽说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但人家好歹是正规军编制，碉堡坚固，枪炮精良。
唐树俊手底下那帮民兵，想硬碰硬？
那纯粹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磕。
摆在他跟前的路有三条。
头一条，强攻。
把民兵都拉上去，趁黑摸营。
但这买卖亏本，没重武器，就算打下来，自己人也得死伤一片。
第二条，困死他们。
断了补给线，饿死这帮龟孙。
但这也不靠谱，据点里粮食屯得多，再加上日伪军随时能增援，围久了容易把自己给包了饺子。
第三条，也就是唐树俊最后拍板的路子：攻心战。
他蹲在田埂子上，手里搓弄着干泥巴，死死盯着那个水坞子。
心里盘算着：敌人的软肋不在碉堡里头，而在外头。
只要这帮家伙还得张嘴喝水，就得乖乖钻出来。
只要一露头，机会不就来了嘛。
刚开始，唐树俊的路数挺常规。
放冷枪、打冷炮、扔个土造手榴弹。
白天伪军出来溜达，青纱帐里冷不丁就是一阵排子枪；到了晚上，据点外头突然喊杀声震天，甩俩手榴弹转身就跑。
这招叫“熬鹰”。
陈志刚被折腾得神经衰弱，但这顶多是恶心恶心人，伤不到筋骨。
伪军虽然怕，但只要缩头当乌龟，民兵也没辙。
他的目光锁死了徐书培家屋后的乱草丛和土坡——那是伪军去挑水的必经之路。
接下来的事儿，就有点意思了。
按常理，打埋伏是为了消灭敌人。
可唐树俊给民兵下的死命令却挺怪：要活的，抓住了也别弄死。
天刚蒙蒙亮，两个倒霉催的伪军挑着桶出来弄水，刚到水边就被摁在了地上。
一枪没放，完胜。
唐树俊咋处置这两个俘虏？
他端过去一碗水。
这碗水的分量，可比那两桶没打着的沉多了。
唐树俊也不审问情报，反倒像拉家常似的跟他们唠嗑：“都是咱中国人，给鬼子卖什么命？
小日本兔子尾巴长不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说完，往怀里塞一把抗日传单，就把人放了。
这招高啊，实在是高。
要是把这两个兵宰了，陈志刚肯定火冒三丈，剩下的伪军出于恐惧也会拼死抵抗。
可把人放回去，带回据点的就不光是两条命，而是“恐慌”和“军心动摇”。
这两个兵回到窝里，那就是活生生的广告牌。
他们会跟战友嘀咕：八路军不杀俘虏，人家就在外头盯着呢，日本人快完犊子了。
这种情绪跟瘟疫似的在据点里传开了。
挑水的人回来得越来越晚，带回来的传单倒是越来越多。
伪军营长陈志刚也不是傻狍子，很快就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他的反应也是教科书式的：加强戒备。
“以后去挑水，起码得十个人一伙！
把家伙事都带上！”
陈志刚吼着下令。
以前是俩人挑水，现在是十个人武装押运。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陈志刚喝口水的“成本”翻了五倍。
消息传到唐树俊耳朵里，他反倒乐了。
“他这是怕了。”
唐树俊对身边的民兵说道。
对手的反应完全在他的算计之中。
敌人一旦抱成团，小打小闹抓俘虏就不好使了。
如果要硬吞这十个人的武装小队，民兵肯定得付出代价。
局面僵住了。
敌人虽说取水费劲，但仗着人多枪多，还能勉强维持。
这时候，唐树俊必须得变招。
他得找一种武器，能无视敌人的十人护卫队，直接废掉那个水坞子。
投毒？
不行。
那水坞子以后老百姓还得用，再说这也违反纪律，太缺德。
那还有啥玩意儿，既能让人喝不下去，又不像毒药那样断子绝孙，还能给敌人心里添堵？
唐树俊琢磨出了那个终极杀器：大粪。
这听着像小孩搞恶作剧，但在那个特殊的节骨眼上，这是最高明的战术。
收集粪便，还要啥成本？
运这玩意儿，也不用啥高科技。
但这东西一旦进了水坞子，对陈志刚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
唐树俊露了一手指挥的艺术。
他没让人乱哄哄地冲上去倒大粪，而是搞了一次标准的战术配合：声东击西。
他把民兵分成了两拨。
头一拨是“捣乱组”，任务简单：动静要大，枪声要密。
他们在据点的一侧又是放冷枪，又是扔手榴弹，把陈志刚的魂儿都勾了过去。
据点里的探照灯跟发疯似的乱扫，机枪对着黑影处瞎突突。
陈志刚还以为主力来攻城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枪响的那头。
就在这节骨眼上，唐树俊亲自带着“主攻组”——一群挑着特殊“弹药”的民兵，摸到了徐书培家屋后的水坞子边。
这支队伍里没有炸药包，只有一股子让人作呕的臭气。
随着唐树俊一声令下，几十担黑乎乎、臭烘烘的污秽物，稀里哗啦全倒进了那仅存的水源里。
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
但这“哗啦”一声，比炸掉一座碉堡还管用。
脏东西在水面散开，迅速往下沉，跟原本就不清澈的塘水混成了一锅粥。
空气里瞬间飘满了让人窒息的恶臭。
活干完，撤。
第二天大清早，也就是这场“战役”揭晓战果的时候。
当那一队全副武装、提心吊胆护送着木桶的伪军来到水边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映入眼帘的，哪还是救命的水啊，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化粪池。
黄黑混杂，脏东西漂了一层，那股味儿顶着风都能飘出三里地。
“呕——”有人当场就吐了。
消息传回据点，陈志刚正在喝早茶，听说这事儿后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
他冲到门口确认，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彻底栽了。
这不光是脏不脏的问题。
从生存上说，唯一的水源断了。
在那种酷暑天，断水就等于断气。
就算你有枪有炮，没水喝，一天都撑不下去。
从心理上说，这对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们是被对手用大粪逼入绝境的，这种羞辱感彻底摧毁了伪军最后那点抵抗的念头。
更要命的是，这传递了一个信号：民兵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毁掉水源，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别的事。
这片地界，容不下他们。
摆在陈志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守着这个臭气熏天的孤岛，等着渴死、病死；要么放弃据点，趁着还没渴死赶紧跑路。
这笔账，不需要多高的军事素养就能算明白。
1944年8月4日，在断水仅仅几天后，沟子头据点的伪军彻底崩盘。
没有激烈的攻坚战，没有惨烈的冲锋。
陈志刚带着他的人马，在一片死寂和臭气中，灰溜溜地撤出了据点。
看着敌人远去的背影，乡亲们围着唐树俊欢呼。
唐树俊只是拍了拍身边年轻民兵的肩膀，说了一句后来被老少爷们反复念叨的话：“看，有的时候，几担大粪，比几杆枪还管用。”
这句话里，藏着抗日战争中最朴素也最高深的智慧。
你要是把战争看作单纯的火力比拼，那是没看透。
在唐树俊这样的基层指挥员眼里，战争是资源的博弈，是人心的较量。
陈志刚输就输在，他手里只有枪，而唐树俊手里，有天时（大旱），有地利（熟悉地形），还有那一双能看透战争本质的眼珠子。
那汪被污染的水坞子，终究会被雨水冲刷干净。
但这经典的一仗，却永远刻在了苏北抗战的老皇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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