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已经喊了第三遍登机，阿米拉站在登机口迟迟没动，手机里弹出陈阳未读的消息，她觉得心里那口气要憋炸了才明白，回家和回国其实是两条道。她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左手是父母塞的支票，右手是孩子画的老槐树，站哪边都像辜负谁。
刚认识陈阳那年，她十九岁，混迹在开普敦大学的图书馆，懒得写微积分，能把陌生男生抬头一眼看见的都是英俊类型。陈阳不帅，只穿那件洗到发白的卫衣，却用铅笔头帮她把错题抹掉，顺手把她的咖啡搬到窗边，说阳光好一点，脑子就快一点。第一次去他出租屋，她忍着霉味坐在地毯上，听他指着窗外那棵槐树讲春天。谁能想到几年后自己真成了那棵树的女主人。
结婚后她跟着陈阳回北方小城，人生第一次在零下十度洗校服，手指冻得像胡萝卜，婆婆不问原委，只给她套了双厚手套，让她在火炉边烤烤。孩子半夜烧上去了，邻居阿姨抱着药箱敲门，说看你朋友圈才知道，别耽误。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条胡同。
去年她带儿子回南非探亲，被母亲盯着晒黑的脸，说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为了煲汤洗衣？父亲把支票拍桌上，说把陈阳带来谈，话里全是“门当户对”。阿米拉心软，想着给儿子多认几个舅舅，结果几场饭局下来，听到的都是“回国工作多体面”。她站在花园里，玫瑰刺扎破了手，眼泪不争气掉在领口，心里只有陈阳寄来的语音：今天槐树又落叶了，儿子在树下追猫。
争吵那晚，陈阳没说大道理，只端了杯她最爱的南非红茶，说趁热喝。他们坐在别墅后院的草坪上，空气湿得像棉花，她想起北方夜里干得发响的风，竟然希望此刻能听见胡同里叫卖煎饼的嗓门。凌晨翻手机，她看见那张孕期合照：公公蹲在菜畦里教陈阳修枝，婆婆拿剪子修得一手好看的萝卜花；百日宴那天邻居送的虎头鞋还放在柜子角落，红线绣得歪歪扭扭却缝满祝福。再看看自己母亲准备的奢华婴儿房，连窗帘都是专人调色，差别不是富贵，是温度。
那趟航班她最终没上，打电话回家就一句：“妈，我不回去了。”视频里厨房蒸汽弥漫，饺子的香味顺着网线飘过来，父母沉默了很久，只说注意身体。后来寄来的包裹里，再也没有橙子和葡萄酒，取而代之的是钙片和羊胎素，这些也是关心，只是不懂她的选择。
回北方后，她和陈阳开了家小型超市，总有人好奇柜台后那张棕色脸。阿米拉见谁都介绍“今天是南非味的烤鸡”，附送自制的调料包。六岁的儿子爱往货架最上面摆泡面，袖口露出那条红绳，是奶奶用了旧毛线编的平安符。晚上收工，他们一家三口还会走到老槐树下，看路灯一点点亮起来，像远在非洲的星空。她偶尔也想起机场的广播，想起父亲憋红的脸，但更多时间，她在菜市场学会讨价还价，在邻居家试吃咸菜，慢慢把这座小城的方言嚼得有滋有味。
顺带提一句，我前几天刷到个帖子，一位嫁去云南的法国女孩说，最怕的不是语言差异，而是亲人一次次问“值不值得”。阿米拉看得心酸，因为自己也曾被“值得”两个字困住。说真的，这种选择哪有标准答案，只有心里能不能安稳。
如今她每个月都会给开普敦的父母寄短视频，都是些接地气的画面：儿子在槐树下练书法，婆婆在灶台前捏饺子，丈夫在后院搭小温室种番茄。父母慢慢不再追问薪水与职位，只问冬天冷不冷。这份理解比任何支票都暖。
如果是你，手里握着回国的机票和孩子的虎头鞋，只能留一个，你会跟着机票走还是守着那棵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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