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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鋆宵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从鄂南某小城驱车往西南约半小时，便到了红村。这个距离不近不远，远到村庄依然能保持着田野的原生态与传统的乡村生活，近到村民搭上一班城乡公交，就能进城购物或者去给孙子孙女做饭。曾经这里也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逐步实现了脱贫摘帽与振兴。我这几年在村里都会待一些时日，起初我感兴趣的是其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当地传统文化，但久而久之，更让我品出些味道的，不是那些响当当的名头，而是村中老人们的生活状态。他们活得，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有“滋味”。

一

红村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且多为老人。按一般的印象，这里应该是一个“原子化”的村庄，一个没有年轻人的“空心村”，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也许是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天然便利，这里离市区不算远，因而许多在市区工作的年轻人回一趟村也很方便，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骑着摩托一脚油门就到了”。当然，更引人关注的是村中一些老人的生活节奏。有一位老奶奶，每天都坐公交进城，给在市区上学的孙子做饭，下午可以在城里休息或逛一会儿街，晚上再坐车回村。还有几位老人，每周都会有两三天进城，在子女家帮忙带孙辈、做做家务，其余时间回村种种菜、喂鸡鸭。生活很充实，并且他们也乐在其中。这种生活模式像一种“潮汐式”的城乡生活，它就像红村的地理位置一样特别，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留守，也不是彻底放下村中生活而进城，而像是一种城乡“两栖”的状态。老人和子女都会在城乡之间依据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而频繁往返，长期只待在村子或城里的反而是少数。

对于老人们而言，“离家不离土、离土不离乡”对其经济和精神上都是很重要的。红村老人这样的生活模式就很符合，两头都能顾上。我们对老人的刻板印象通常是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但许多老人也正积极地适应城乡现代化的生活，期待着自己能为子女再多做点什么。对他们来说，适当的劳动和往返城乡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让生活更有“滋味”、不无聊的体验。无论是种地还是带孙辈，对他们来说都可以证明自己“还有用”，是他们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重要来源。当然也有老人坦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不如以前，以后真不一定能忙得动了。的确，要满足这种两头都顾上的“潮汐式”城乡生活，需要客观上便捷的地理交通条件以及老人良好的身体条件，当条件不能满足时，我们依然得把养老的重心落回村里、落回家里，这仍是留给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

历史上，红村是典型的同姓聚居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村民都住在村中一个大的祖屋，人丁兴旺。村民之间同宗同源，保持着世代的熟识和紧密交往。过去每逢清明、春节，村中的老人都会牵头组织上山祭祖、拜祖屋等活动，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十分隆重热闹。随着时代变迁，老人们逐渐逝去，这种大规模活动的频次已不如从前。但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村民的共同维护下，村中祖屋至今得以良好保存，村族谱也完整保存了下来。宗亲文化的氛围和底蕴从未消失，而是深深刻入了村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红村的生活是有温度的，老人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以至于那些在外多年的年轻人刚一回村，老人们都能一眼认出这是“谁家的崽”。平日里，老人们互相叫着去各自家里吃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多双筷子的事情”，坐下就吃，吃完就走，一个村子自然得像一家人。当子女们都进城打拼后，村中的宗族与邻里关系填补了他们的情感空缺。对于老人们来说，不愿进城或者不愿长久地在城市生活，并不是什么“老顽固”，而是真的留恋这片土地，尤其是留恋这片土地上一同生长的这群人。那些从小生活在城市、物质生活过分富足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明白这一点，只有住在村中感受些时日，方明白“生于斯、长于斯”的厚重，方明白村里的滋味，不是指单纯的农耕生活，而是一种亲密、绵长、有滋有味的社会文化氛围。

近些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基督教在农村地区愈加广泛的传播、老人自杀现象等，尤其是在一些缺乏联结的“原子化”村庄更为明显。但在红村，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迹象，村民之间互相照应，十分和谐安宁。这也许是因为宗亲文化的氛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实际的情感联结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使得人们无需在那些超验的宗教上寻找精神慰藉，也不至感到太过孤独而寻短见。换句话说，他们的村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富、自足的意义系统。

三

红村的村委村干部，也有一套让日子更有“滋味”的工作法。

村中登记在册的完全独居老人有6位。针对他们，村委建立了“探访关爱联系人”制度：每位村委干部对口联系一名或多名独居老人，作为其固定的联系人和走访人，密切关注其日常生活动态和需求。村干部说：“这样搞的话，独居老人的状况可以及时关注到，不会出现一个人在家里出事的情况。”我注意到，部分独居老人的监护人是侄媳妇这种并不算关系很近的亲属。村干部说，这主要是因为有的直系亲属不在本地，也有的是子女意外离世了。在核心家庭功能缺位的情况下，农村的亲属网络和基层组织正在共同承担起兜底的责任。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屋场夜话”。这一活动类似一种非正式的村民会议，村两委成员、村民党员代表和村中老人等齐坐在村湾广场，以半唠家常、半宣传政策精神的形式，柔性地推进移风易俗、文明建设等工作。最近几年红村推行的“红白事报备制度”、“文明积分制度”等，都是靠这种形式一点点落进人心的。在熟悉而轻松的氛围中，老人们也有了表达的渠道，对村庄事务也更有参与感、获得感。这让我想到一句话：“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在乡村治理中，一个有个人魅力、能融得进当地关系网络的村书记，一套非正式、通人情的工作方法，其解决问题、纠纷的力量，往往远比文件上的规章制度更管用。我在村委走访那天，恰好遇到两位老人前来办事。当时书记和其他村干部都下乡走访了，只有一位刚工作的、二十出头的年轻村干部值守。老人用方言打趣说：“崽你做不了主哦，我等书记回来。”这句玩笑话里，也透着一种信任——老人们现在有事，会主动来找村委，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私下解决或求助无门。

四

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感和养老等问题，愈来愈引起关注。但有时候，我们越想做好事，越容易把问题想错了、路走窄了。我们总想着把老人安顿好，把补助发到位，把设施建起来，以为这就够了。但老人真正在意的也许并不是这些。老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从来不是只看口袋里有多少钱，地里有几棵菜，过年能吃上几斤乡猪肉。对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比收到多少礼、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还能不能帮上子女的忙，是村里还有没有人叫自己去吃饭，是逢年过节还能不能到祖屋前烧一炷香。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他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们证明自己“还能干，还有用”的方式，是生于传统世界的他们和这个飞驰的现代世界还连着的那根线。我们常说要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则千头万绪。从根本上说，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不只是一个物质保障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一个价值意义的问题。

在城乡二元的传统认知里，我们习惯把农村的老人叫作“留守者”，听起来总是孤独和被动的。但是在红村，我遇见的是一群不一样的老人。他们正积极主动地用自己的方式，维系村庄的生活，融入子女的未来。他们在城乡之间来来往往，在代际之间搭桥铺路，在袅袅炊烟里延续着一种有温度的田园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看见，还有很多农村老人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处于困境，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更多的关注。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政策的实施者，无论何时，我们只有把身段沉下去，把脚踩进土地里，让身体与精神都置身于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真正品味那农村生活的苦乐与酸甜，知其所需，解其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