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香港那边炸了锅。
有个叫《中报》的刊子，信誓旦旦地放话：那个消失了四个月的科学家彭加木，压根没死，人就在美国华盛顿啃牛排呢。
说是亲眼瞅见彭加木跟俩老外在一块儿，日子过得挺滋润。
这风声刮回内地，大伙儿全傻眼了。
晃眼四十五年过去，咱们把话撂这儿：纯属瞎掰。
别的不提，那个所谓的证人“周光磊”，连彭加木媳妇叫啥都没弄清——硬把“夏叔芳”写成了几十年前的老名字“夏淑芳”。
再说这逻辑，更是漏洞百出。
真要跑路，罗布泊边上就是苏联。
那会儿中苏闹得正僵，苏联人肯定比美国人更稀罕中国的顶级专家。
放着家门口的不去，非得绕大半个地球去美国，这脑回路正常人干不出来。
可这谣言为啥能传得跟真的似的？
说白了，是大家想不通：一个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身子骨还不好，咋就在那个不算绝路的大白天，留下一张没头没脑的纸条，然后跟个毛头小子似的，一头扎进沙漠里送了命？
好多人说是“走丢了”或者“倒霉”。
这话对，但没说到点子上。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其实是关于怎么“算细账”的问题。
咱们把日历翻回1980年6月16号，也就是出事头一天。
那会儿，考察队卡在库木库都克。
离终点还有四百多公里，可要命的事来了：断水了。
确切说，是能下肚的水没了。
铁桶底剩下那点儿，早就锈成了酱油色。
大伙儿抿了一口，又苦又涩，还没咽下去就得喷出来。
摆在彭加木跟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第一条道：向附近的驻军马兰基地求援。
结局是：稳妥。
直升机送水，全员得救。
第二条道：自个儿找水。
结局是：玩命。
罗布泊那是“吃人的地界”，没向导没图纸，想找水眼，跟大海捞针没两样。
这账怎么算划算，傻子都知道。
换个普通人，肯定立马选第一条。
毕竟，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命最值钱。
队员们也是这心思，一致嚷嚷着要发报求救。
可偏偏彭加木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两边吵得脸红脖子粗。
彭加木这回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剩下的油水还能凑合。
这时候叫直升机，那是糟践国家的钱。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会儿是1980年，国家家底薄。
直升机飞一趟罗布泊，那油钱按分钟算，贵得吓人。
要是自己能刨出水来，这笔巨款不就省下了吗？
这话听着有点“死脑筋”，甚至有点“抠门”。
但你要是翻翻彭加木的老底，就知道这不是一时脑热，这人一辈子都这脾气。
1956年，他本来能去莫斯科留学，那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镀金机会。
人家不去，咬破指头写血书，非要去新疆吃沙子。
为了表决心，他把原名“彭家睦”都改了。
拆掉“睦”字，变成“彭加木”。
意思直白得很：我要去给戈壁滩添点草、加点木头。
这一扎根就是二十多年。
他往新疆跑了15趟，进了3次罗布泊。
1957年查出恶性肿瘤，那是绝症。
做手术割了长瘤子的部件，伤口还没好利索，转头又钻回了戈壁滩。
这么个连命都能随时豁出去交给国家的主儿，你让他为了“喝口甜水”就花掉国家成千上万的经费，他心里那个疙瘩解不开。
磨到最后，队员们轮番上阵劝，彭加木总算松口了。
6月16号晚上，求救电报发了出去。
马兰基地回信极快：准了，原地等着。
按常理，这事儿到这儿就算翻篇了。
等着飞机来接就行。
可彭加木心里的账本，还没合上。
他琢磨着：电报是发了，可要是趁飞机没来，自己先把水找到了，没准能让飞机少跑一趟，或者光送油不送水也行啊。
于是，那个要命的6月17号到了。
那天大清早，彭加木又跟队员顶上了。
他还想出去找水眼。
大伙儿苦劝：飞机马上到，别瞎折腾了。
彭加木闷着没吭声。
上午10点半，趁着大伙儿打盹的工夫，他背上那个招牌式的帆布包，跨上水壶，揣了点干粮，悄没声地溜出了营地。
他撂下一张字条，这也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话：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6月17日10时30分。”
选“往东”，是因为地图上标着那边可能有疏勒河的古河道，按理说地下该有水。
可他显然没把罗布泊的凶险算准。
那天的太阳毒得吓人，地表温度能直接煎熟鸡蛋。
这种鬼地方，单枪匹马靠两条腿，就带一壶水，能活下来的圈子其实特别小。
更倒霉的是，下午老天爷变脸了。
沙尘暴。
罗布泊的沙暴一刮起来就是黑天暗地，对面不见人。
风沙一过，地上的脚印几分钟就平了。
下午，队员们一看队长没了，顺着脚印狂追，可哪还来得及。
追出一公里看见了脚印，追到七公里，在一根芦苇杆上捡到张糖纸。
那是彭加木的老习惯——绝不乱丢垃圾。
可到了十七公里的盐碱地，脚印断了。
信号弹一发接一发打上天，回应他们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那个总冲在最前头、总想着给国家省两钱的小老头，再也没回来。
后面的事儿，透着一股子让人心酸的黑色幽默。
彭加木是为了省那几千块的运费才一个人跑出去的。
可他一丢，国家为了找他，调了十几架飞机、几十辆军车、几千个当兵的，连警犬都牵来了，把地皮都翻了一遍。
这笔搜救费，怕是当初那笔“运水费”的几百上千倍。
有人嘀咕，彭加木这笔账算砸了。
要是不找水，人没事，国家也不用花冤枉钱。
这看着像是个“两头输”的结局。
但历史这东西，不能光盯着钱看。
1981年，就在他消失的地方，立起了一块碑：“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同志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石碑立在风沙里，守着这片要了他命的荒原。
他确实没把罗布泊的水带回来，但他带回了比水更值钱的宝贝。
以前的考察里，他摸清了罗布泊底下埋着海量的钾盐——这是做化肥的命根子，管着全中国几亿人的饭碗。
他还找到了稀有金属和重水，这些都是国防工业的心尖尖。
他用两只脚板底，把中国的“死亡之海”踩成了一个聚宝盆。
至于那些“投奔美国”的脏水，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显得既可笑又下作。
一个连运费都要斤斤计较的人，一个得了癌症还要往无人区钻的人，一个把名字改成“加木”发誓要建设边疆的人，怎么可能背叛他的信仰？
45年后的今天，罗布泊的黄沙早就把一切都埋严实了。
那张糖纸、那个水壶、那具遗骨，到现在也没找着。
但他留下的那个背影，那个为了给公家省钱而倔强地走向荒漠深处的背影，却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路标。
在那一代科学家的心里，这笔账从来不是按钱算的。
是用命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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