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夜，霓虹把街道切成明暗两半。
那家朝鲜餐厅在二楼，电梯门一开，穿淡蓝色长裙的姑娘们齐刷刷鞠躬。她们的皮肤在暖光下像瓷器，嘴角上扬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后来才知道，那叫“32度微笑”，培训时的必修课。
其中有一个姑娘，编号17。她端菜时手腕稳得像端着水银，倒酒时身子微微侧着，永远保持半臂距离。有客人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开口：“五百块钱，行不行？”
她倒酒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眼皮都没抬：“多少钱都不行。”
那句话说得不卑不亢，不像是拒绝，更像是陈述一个事实。
选上的，都是万里挑一
来中国打工的朝鲜姑娘，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首先要出身清白，三代以内不能有任何“污点”。其次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肚子里有墨水。第三要形象好，肤白貌美是基本门槛。最后还得会点才艺，唱歌跳舞弹琴，至少拿得出手一样。
“我们那批报名的有两百多人，最后选上的只有六个。”曾在丹东一家朝鲜餐厅工作的朴秀美告诉我。选上的那天，她妈哭了，她爸请全村的亲戚喝了酒。
在朝鲜，能出国打工，是光宗耀祖的事。街坊邻居会高看你一眼，父母脸上有光，将来找对象也是加分项。
可这份“荣耀”的背面，是一套外人难以想象的规矩：不能单独外出，不能随意接触外国人，不能用手机，每天晚上集体回宿舍，连逛街都要几个人一起、限时返回。餐厅和宿舍之间那条固定的路，就是她们三年里能看到的全部中国。
最重要的规矩是两条：不准恋爱，三年后必须回国。
不能开始的恋爱
在中国待久了，难免会有些比较。
朴秀美最羡慕的，是中国女人的自由。“在我们那儿，女人30岁还没结婚，会被议论的。可是在这儿，30岁的女孩还在读书、工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有中国男人的体贴，也让她印象深刻。在朝鲜，男人普遍大男子主义，不太做家务，也不太关心妻子的感受。但在这里，她看到中国男人会陪老婆逛街，会带孩子，会主动分担家务。
“这边男人好。”她说这话时，声音低了下去，脸上浮起一丝羞涩的笑。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她们和中国男孩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有客人递过纸条表达好感，她只能礼貌地拒绝。有客人送花，她们像被烫到般连连后退摆手，眼神瞬间恢复了初见的警惕与距离。有客人问对中国男子是否有好感，一个姑娘坚定地回答：“我们朝鲜有更好的男人！”
“不是不想，是不能。”朴秀美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处，没有看我。
另一个姑娘的解释更直接：“国家派我们出来，是学习，是工作，是增长见识，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建设祖国。不是让我们来谈恋爱的。”
还有个姑娘说出了更深层的困惑：“而且……你们这里的男孩子，想法太‘开放’了。刚谈恋爱不久，有的就想住到一起。这在我们那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巨大的观念鸿沟，比国界线更难以跨越。她们珍视的纯洁与克制，在中国年轻人习以为常的亲密关系模式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格格不入。
三年，然后呢？
合同期是三年。三年一到，必须回国。
这个期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从第一天起就提醒着她们：这里不是家，这里的人不是归宿。
有人问一个朝鲜姑娘，喜不喜欢中国，有没有中国小伙追求她。她回答非常喜欢中国，虽然也有客人对她表示过好感，但是她不能和中国小伙恋爱，因为三年后她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就算有中国小伙追她，她都会高冷的拒绝。
朴秀美回国前一周，我去了那家餐厅。
那天晚上客人不多，她忙完了，坐在我旁边，用中文给我唱了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完之后，她眼睛红了。
“我其实特别喜欢中国。”她说，“这里的自由，这里的方便，这里的热闹……我都喜欢。可是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照片，她自己洗的。照片上是丹东的鸭绿江断桥，夕阳西下，桥的影子拉得很长。
“送给你，谢谢你听我说话。”她说。
我接过照片，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角，又变回那个礼貌得体的服务员，微微欠身：“欢迎下次再来。”
朴秀美回国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她的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过，发的消息石沉大海。我知道，这是规矩。
偶尔路过那家餐厅，还会想起她。想起她说“这边男人好”时羞涩的笑，想起她说“梦见过一次长城”时眼里的光，想起她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时红了的眼眶。
回国后，这些姑娘变化明显。手里有钱，先改善家里条件，盖新房买家电。村里人看在眼里，羡慕得紧。她们见识广了，从中国学来些卫生习惯，用热水洗碗少生病，炒菜加调料口味好。地位上也升了，以前是普通丫头，现在成了见过世面的人。媒人上门多，介绍对象时总夸她们能干。这种经历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受欢迎，不愁没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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