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丁勇 文：风中赏叶
2025年4月2日，清明节前一天的傍晚。
墓园已经快关门了。我蹲在那块新立的墓碑前，用手指把昨天风吹歪的一束白菊扶正。碑上的照片是她生病前两年拍的，穿着那件我送她的藕粉色连衣裙，笑得没心没肺。那是她最后一次笑得那么轻松。
碑上刻的字很简单：“爱妻赵岚之墓”。下面一行小字：“1989-2025”。37岁。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碑石上，闭上眼睛。风很大，吹得墓园周围的柏树呜呜响。三年前的那个问题，又回来了：
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做那三次手术，如果当初我们再等一次病理会诊，如果当初我知道化疗会这样毁了她的心脏——她会不会，现在还活着？
一、第一次手术：噩梦的开始
2022年春天，妻子洗澡时摸到左乳有个硬块。
她告诉我时，我正在看手机上的股票。我说：“没事，结节嘛，我也有。”她说：“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然后自己去挂了号。
B超、钼靶、穿刺。一周后，病理报告出来：左乳浸润性导管癌，III级，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
我记得那个下午。她从医院回来，手里捏着那张纸，站在玄关没换鞋。我问她怎么了，她把纸递给我，然后走进卧室，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们抱着坐了一夜。她说：“我不想死。”我说：“不会的，现在乳腺癌治愈率很高。”
我们不知道的是，后面等着我们的，不是治愈，是一个接一个的深渊。
第一次手术，左乳全切加腋窝淋巴结清扫。主刀医生说：“切得很干净，淋巴结只有一枚转移，术后化疗巩固一下，预后应该不错。”
化疗六周期。她吐了六个月，瘦了二十斤，头发掉光，指甲变黑。每次化疗回来，她都要在床上躺三天，靠止吐针和营养液撑着。
但她扛过来了。2022年底，复查一切正常。她说：“最难的时候过去了。”我说：“是啊，过去了。”
我们不知道，最难的时候，还没来。
二、第二次手术：复发的阴影
2023年5月，复查发现右侧乳房一个新发结节。穿刺病理：浸润性导管癌，分子分型与左侧一致。
医生说是对侧转移，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原发癌。建议再次手术。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医生办公室，她问：“还要化疗吗？”医生说：“要看术后病理。”
第二次手术，右乳全切。术后病理和第一次几乎一样。医生说，这种双侧发生的情况不多见，但既然发生了，说明肿瘤侵袭性比较强，建议强化辅助治疗。
又是一轮化疗。这次用的是更强的方案。她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心电图显示轻度心肌缺血。医生说，蒽环类药物有累积心脏毒性，后面换方案，尽量保护心脏。
我们没太在意。和癌症比起来，心脏那点小问题，好像不算什么。
我们错了。
三、第三次手术：胸腔里的“转移灶”
2024年初，她开始咳嗽，胸闷。复查CT，发现纵隔淋巴结肿大。
最害怕的事来了：淋巴结转移，可能还有胸腔内转移。
医生建议做纵隔镜活检，如果是转移，需要全身治疗调整。同时也说，位置不好，靠近大血管和心脏，手术风险高。
但如果不做，怎么知道是不是转移？怎么知道下一步怎么治？
第三次手术，纵隔镜活检。术后她住进ICU，因为心脏在手术中出现过一过性缺血。三天后才转回普通病房。
活检结果出来那天，我们全家都懵了。
病理会诊：纵隔淋巴结未见癌细胞，为反应性增生，考虑与化疗后免疫反应有关。
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转移。那个让我们倾家荡产、让她承受第三次手术风险的“转移灶”，是虚惊一场。
可她已经做了手术。已经住了ICU。已经又受了一次大罪。
而更大的罪，在后头。
四、心脏的溃败
2024年夏天，她的心脏问题开始显山露水。
走几步路就喘，晚上躺不平，脚踝浮肿。心内科会诊，心脏超声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降至38%，诊断为化疗相关心肌病，心力衰竭。
医生说，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有些人是累积性的，有些人是迟发性的。她两轮化疗，总量已经超过安全线。加上第三次手术的打击，心脏彻底扛不住了。
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围着心脏转。每天一大把药：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ACEI。每周去医院调药。每月复查一次心脏超声。她再也没能走出小区大门。
有一次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突然说：“早知道最后是这样，当初还不如不做那三次手术。”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五、倾家荡产的账单
三年，三次手术，两轮化疗，无数次住院、检查、用药。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医保报销一部分，但自费部分依然像无底洞。靶向药自费、进口抗生素自费、心脏药物自费。纵隔镜手术那一次，光ICU就住了三天，每天一万多。
我把车卖了。把房子抵押了。把养老钱全取出来了。把能借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
三年下来，我算了算，花了将近150万。其中大部分，是借的。
她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问我：“我们欠了多少钱？”
我说：“你别管，我来还。”
她说：“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
我说：“你没欠我，你是我老婆。”
她笑了笑，没说话。
2025年2月，她因为心衰合并感染，最后一次住进医院。这次没能出来。
死亡证明上，直接死因是：心力衰竭。基础疾病里，写着：乳腺癌术后。
她不是死在癌细胞手里。她死在治疗癌细胞的路上。
六、那个再也不会有的答案
医生在最后那次沟通中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的乳腺癌本身，其实控制得不错。双侧病灶手术切除后，一直没有复发证据。纵隔那个淋巴结，也确实不是转移。从肿瘤治疗角度看，方案是符合规范的。但她的心脏，没能扛过化疗的累积毒性。”
符合规范。
这四个字，我想了无数遍。
符合规范的手术，符合规范的化疗，符合规范的复查，符合规范的应对“可疑转移”——然后，一个误判，一次本可避免的手术，把已经脆弱的心脏推下悬崖。
那些“规范”，如果重来一次，我们还会不会照着走？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当初我们再多问一句：有没有可能是假阳性？如果当初我们再等一个病理会诊：纵隔那个是不是转移，能不能先观察？如果当初我们更早重视心电图那点“轻微异常”——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答案了。她走了，这些问题，永远悬在那里。
七、写在负债的人生里
如今，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抵押出去的房子里，每个月还着八千块的贷款，还着十几个亲戚朋友的债。
有人说我傻，花了那么多钱，人还是没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她走的那天，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手已经瘦得只剩骨头，但还有一点余温。我想起三年前她站在玄关，把那张病理报告递给我时的眼神。那时候我们以为，有爱，有钱，有现代医学，什么坎都能迈过去。
三年后我才明白，有些坎，迈过去也需要代价。而这代价，有时候是整个家的全部。
清明节的风吹过来，墓碑上的白菊轻轻晃着。
我把带来的水果摆好，点了一支烟，放在她照片前面。她生前总嫌我抽烟，说“戒了能省点钱”。现在我不戒了，因为省下的钱，已经没人在乎了。
站起来时，腿蹲麻了。我扶着碑，站了好一会儿。
碑上，她还在笑。那个没心没肺的、穿了藕粉色裙子的她，永远停在37岁的前一年。
而我，还要继续往前走，带着150万的债，和一整个找不到出口的悔。
可是，
我连悔，都不知道该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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